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方法论依据。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形成具有普遍说服力的价值判断。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践逻辑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预设，推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新问题域、新概念群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对问题的破解凸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中国实践创造了现代化新范式，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从概念演绎转向问题求解。未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持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新问题和新成果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命题，并把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看清楚、想透彻、讲明白。
把本土思想资源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动力
从历史渊源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脱胎于以欧洲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它既是对遭遇发展危机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回应，也是对未来人类新文明的召唤。因此，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为“中”和“马”的关系，亦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和阐释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着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既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内生”和“内在”，又促进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 “复兴”和“新生”。
中国是源头性文明，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从未中断的连续性实属罕见，在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必然要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辩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品格，也是彰显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内在要求。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汉初的儒家为尊，及至后来实际上的儒法结合、道家补之，再到佛学传入形成本土化禅宗，直到宋明理学集大成，在历史变动中完成的文化整合与更新，为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不竭的文化能量。
坚持“第二个结合”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接通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维范式，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激发、熔铸和提升，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经由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望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则获得本土思想资源的滋养，实现向中国形态的转化。
融通中西，借鉴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意识的重塑、理论创新的发展也离不开借鉴、吸收、融合西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现象学、存在主义、认知科学哲学等可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过程中可以参考的“一家之言”和方法论工具。后现代哲学注重安顿生命、重视环境伦理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乐生”“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共通之处。而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的经院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理性的狭隘化、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极端个人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等需要我们批判性审思和警惕。
当前，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对人类现有认知将产生颠覆性影响。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我们思考“具身认知”“主体间性”“算法伦理”“价值观对齐”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问题，也需要我们重新评估由此产生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等哲学基本原理方面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更好推动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吸收信息文明成果，又守护哲学作为人之为人的自我确证，是我们需要直面的新使命。
来源：社会科学报，6月13日
作者：黄凯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