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贾婷月: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日期:2026/06/11|点击:12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当前,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间的差距,正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隐性壁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民生工程,更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之举。

时代内涵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实现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这要求我们突破将基本公共服务视为地域性、封闭性福利的传统思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含以下内涵。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通行证”。若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因户籍、地域差异而形成壁垒,那么劳动力就无法真正依据市场需求和效率原则进行优化配置。推进均等化,实质上是破除阻碍人力资本这一核心要素自由配置的隐性壁垒。劳动者放心流动、安心择业,市场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全国市场整体效率的“稳定器”。一个健康统一的市场,其资源配置应主要基于经济效率和创新竞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营造竞争更加公平、决策更趋理性的市场环境,使市场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决定性作用,真正做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深度融合。当企业和个人不必为“在哪里享受更好公共服务”而进行非效率性的区位选择时,要素方能流向边际产出最高的领域,这正是统一大市场所追求的效率逻辑。

现实挑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推进”到“纵深推进”,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财政体制支撑力有待强化,这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约束。基层政府,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人口流入地,普遍面临事权与支出责任尚未完全理顺的困境。现行转移支付体系在平衡地区财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设计在精确匹配人口流动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以及激励地方政府主动推进均等化方面,仍有优化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成本的跨区域分担机制尚不健全。

数字化可能加剧新的不均等。数字技术是提升服务效率的利器,但若缺乏统筹,也会导致“服务鸿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可凭借技术优势快速提供智慧服务,而欠发达地区可能在数字化基础设施与能力上存在短板,使得本就存在的基本公共服务规模差距之上再叠加数字化差距。这种“数字鸿沟”并非单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财政能力、人才储备、制度适配等多重因素的复合型挑战。

地方发展理念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存在背离。部分地区政府仍习惯于将优质公共服务作为吸引资源的“地方性政策工具”,或在社保衔接、资格互认上设置隐性门槛。这种基于行政辖区的公共福利竞争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各种显性壁垒与隐性壁垒”的要求形成直接冲突。更深层看,这反映了当前治理体系中,激励地方政府的目标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整体目标尚未完全协同。

多领域改革精准发力

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抓住财政政策改革这个“牛鼻子”。只有从财力保障、支出责任、转移支付等关键环节入手,才能为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提供坚实支撑。

构建“钱随人走、权责清晰”的财政保障机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厘清、压实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重点优化均衡性转移支付体系,使其更加精准反映常住人口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加大吸纳人口较多地区财力支持,并对承担跨区域服务功能的地区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或补偿机制。要加快研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跨区域分担的具体办法,从源头上解决地方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约束和激励问题。

全面落实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配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脱钩,是扫清劳动力要素流动障碍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要加快社会保险全国统筹,扎实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并在公办学校学位供给、住房保障等关键领域,坚定不移地将常住人口规模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财政投入要跟着人口走,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预算安排应当以常住人口为基数测算,而非固守户籍人口。

以标准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均等化质量与可及性。在国家层面,应加快健全各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为“均等”提供清晰统一的度量衡。同时,实施“数字赋能均等化”专项行动,依托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优质资源数字化共享。必须同步加强针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数字扫盲”与接入保障,强化政府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市场机制,构建技术赋能与安全并重的支撑体系。

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在明确政府统筹与监管核心角色的前提下,应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与评估体系。激发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的创新活力,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进入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民生领域,支持社会组织提供个性化服务。财政政策要发挥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与质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阶段,只有下大力气破除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劳动力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才能真正畅通国内大循环。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6-06-11

作者:贾婷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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