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国际产业与投资合作，强调“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而即将于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也明确指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投资大国地位日益巩固。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稳居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
中国的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变局中的“稳定锚”“定盘星”，我们有责任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如何识别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的风险，如何决策跨境布局的形式，如何加强跨境布局的区域协同，如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与产业园区的协同发展，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全球经济大变局的战略应对需求
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首先要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刻把握、准确认识、主动应对大变局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一底层逻辑变化对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充分把握全球经济大变局下产业链供应链变化的底层逻辑。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全面展开并加速推进。“东升西降”态势与“西强东弱”格局并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与国际格局加速转型叠加，经济全球化重构、地缘政治结构再平衡、中美大国关系建设性重塑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发展等重大变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一趋势性、方向性、历史性、拐点性的巨变，叠加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导致国际经济形势云谲波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碎片化、分裂化态势。
其次，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重构叠加地缘政治结构再平衡，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合理有序地进行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提供了条件。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同时，地缘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优先”政策与“新门罗主义”导致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世界亟须地缘政治结构再平衡。一方面，围绕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对话还是对抗、合作还是冲突等重大命题，各种理念和力量激烈博弈，地缘政治结构面临重塑。另一方面，中国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多边主义反对单边制裁和军事干预，为扩大高水平开放赢得了更多战略机遇。
再次，中美大国关系建设性重塑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提供了新机遇。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大国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周边国家关系变化，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机遇。
最后，全球经济新变局对新形势下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新形势下，中国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在于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同，更在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双向开放的战略协同。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从最初的产品走出去，到产业链走出去，进而发展到主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在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上也日趋多样化。
“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的深层次内涵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互利共赢的境外投资合作，鼓励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企业拓展海外应用场景”。这实际上是将重点投资的方向具体化，尤其是指出了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中的重要性。同时，明确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的目的是开展互利共赢的境外投资合作，从而使“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深化。
首先，外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加倒逼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当前，以单边主义代替多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现象，导致全球贸易政策动荡。外部环境变化叠加不确定因素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外部风险和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经济安全成为必须考虑的重中之重。为了降低可能出现的断链风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在顶层设计上必须“合理有序”。
其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变化趋势对于重点产业、重点行业的跨境布局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等变化趋势。如果说“合理有序”的“合理”强调的是“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那么“有序”对应的含义则在于主张跨境布局需要渐进式发展，有主有次、有先有后，重点聚焦绿色产业、数字化产业等新领域、新产业、新业态，避免多点同时开花。
再次，培育国家竞争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置于“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之前。从战略层面上考虑，就是通过合理安排、统筹管理，充分把握“十五五”关键时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加快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并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平台，以贸易带投资、以投资促贸易，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平台促进对内对外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竞争力。
最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全球经济大变局下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品生命周期这一国际投资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发展阶段，即产品导入期、产品增长期、产品成熟期、产品衰退期。特别是在产品衰退期，由于技术垄断优势的完全丧失，“新产品”生产已经逐步成为一种标准化生产，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产业链供应链转移的趋势，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说明了“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的重要性。在产品衰退期（也被称为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普及化，企业难以获得技术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因此，具有国际竞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要优先进行跨境布局，让一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先走出去，将“有序”落到实处。同时，对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延长技术优势“停留”时间，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高水平开放和维护高水平安全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
如何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全球经济新变局使我们的战略选择发生了变化。这不是简单的开放问题或效益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宏观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大问题。因此，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监测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的变化。观大势，才能成其事。我们需要对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的“再平衡”趋势作出判断。要持续关注世界主要贸易协定、投资协议的进展情况，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时变化。
二是重点规划关键产业领域的对外投资。在对外投资的具体产业选择上，要进一步抓住未来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三大产业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要在全国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并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在双向投资方面的“试验区”功能，鼓励中国企业进入相关产业领域出海布局。为此，不仅需要合理规划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的先后次序，还要搭建一定的创新平台和桥梁纽带，包括完善中介服务体系，构建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拓宽先导产业、新兴产业的研发和管理人才的引进渠道、健全培养体系等，以及鼓励上下游关联企业抱团出海、合作研发、共享成果。
三是优化产业海外布局，打造具有韧性、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从项目引资、产业引资到园区引资，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推动内外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发展。
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共建产业园区以及拓展“两国双园”模式等创新实践，加强与东道国的投资合作。中国企业出海，应避免投资的产业领域出现错配，以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规划或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不同境外经贸合作区或产业园区在主导产业方面采取举措，既要避免园区之间的同质竞争，又可加强园区之间的关联性。
四是加强顶层设计，全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同时，要辩证考虑经济安全问题，注重维护高水平安全。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防止产业空心化。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注重与东道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互补而非替代，进一步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与投资合作。
具体来说，需要着力推动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对外投资立法，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健全从事前意向报告、备案核准到事中事后统计监督、信息报告、合规经营等全链条监管体系。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发展，通过对外投资拓展海外营销网络，实现投资和贸易相互促进。
第二，优化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优化完善公共服务，升级“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综合服务大平台和专业服务分平台有机结合。拓展提升专业服务，增强法律、金融、财会、咨询、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企业出海服务能力。集成创新地方服务，指导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形成央地联动、区域协同、资源集聚的出海服务生态。
第三，拓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平台功能。支持东道国产业发展合作，加强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集聚、产业空间承载、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协同和区域市场辐射，更好发挥合作平台载体作用。推动与国内园区协同发展，加强境内外园区的联动协作、产业对接互补，更好服务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
第四，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互通，加强国际产业分工协作，提升与全球南方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深化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矿产、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培育共赢共享的全球大市场，促进建立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
第五，完善海外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体系。强化海外风险防范，开展重点国别风险评估，及时发布境外风险预警信息，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加强合规管理。加强对外磋商，持续推进商签或升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更好地维护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安全。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6-06-09
作者：赵蓓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