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2016年5月17日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2026年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十年两次讲话的核心表述完成了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自主的转变，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逻辑的演进取向。而“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一固定排序中，“中国之问”始终居于首位，绝非随意排列，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本体论逻辑、方法论逻辑、叙事学逻辑和系统论逻辑
十年之变：从“中国特色”跃迁为“中国自主”
理解“中国之问”的首位性，需要首先把握十年两次讲话之间的转换。2016年的座谈会讲话提出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总体思路。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特色到自主的概念跃升由此完成。2026年的指示则将这一命题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从“特色”到“自主”，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再仅仅是在西方学术范式下强调自身的特殊性，而是确立了扎根中国大地的知识生产主体性。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从“世界的中国”即被外部标准所定义，走向了“中国的世界”即以中国为方法参与定义世界的文明自觉。这正是“中国之问”必须摆在首位的深层背景，因为只有首先回答中国场域中的根本性问题，才能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奠定本体论基础。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之问”之所以始终摆在第一位，归根结底因为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元问题”。从本体论看，中国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根基，因为离开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宏阔的实践经验，一切理论创造都无从谈起。从方法论看，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解答，因为主体性的确立是一切有效认知的前提。从叙事学看，中国化叙事是全部叙事的逻辑起点，因为立足中国才能放眼世界。从系统论看，“中国之问”内含道路、强国、福民、强党、精神五个子命题，为其他三问的回答提供前提、奠定基础。
本体论逻辑：中国实践是知识生产的根本根基
“中国之问”居于首位，首先是一个本体论命题。任何科学的知识体系都建立在特定的实践基础之上，不存在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知识的根基在哪里”这一根本问题。
当代中国最宏阔、最具原创性的实践，无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蕴含着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其复杂性和独特性超越了既有理论框架解释范围。西方现代化理论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的三段论描述社会变迁，但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内涵是在超大规模人口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推进深刻变革，这已远远超出西方知识体系的概念容量。当实践本身已经走在既有理论前面时，理论创新就必须回到中国实践这个根本本体上来。
毋庸置疑，四问之中，“中国之问”直面最根本的实践土壤，也就是离开了中国具体实际，回答其他三问就会沦为脱离国情的空谈。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离开特殊性便无所谓普遍性，“中国之问”所回答的中国场域中的特殊命题，恰恰是通向普遍性认识的根本路径。
方法论逻辑：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之问”的第一位序意味着主体性的先行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解答“中国之问”，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并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这不是排外或封闭，而是对知识生产规律的尊重，因为一个民族的理论建构，只有在主体性确立之后，才有能力以平等的姿态与世界对话。
这一逻辑深刻体现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关系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被置于逻辑在先的位置，它所回应的正是“中国之问”的核心要求。即只有先搞清楚“中国是什么”“中国处于什么阶段”“中国面临什么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以深刻理解中国为本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根脉，只有在本土语境中被充分激活和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知识创新的活水源头。
在学术生产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言必称希腊”的倾向：选题跟着西方期刊热点走，概念体系从西方理论中搬运，评判标准以西文学界认可为准绳。其深层症结不在于借鉴西方学术本身，而在于失去了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的自主性——当“中国之问”没有被真正置于第一位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往往沦为西方理论的经验注脚。“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先回答好自己的问题，才有能力去回答世界的问题。
叙事学逻辑：中国化叙事是全部叙事的起点
从叙事秩序学角度审视，“四个之问”呈现出清晰的逻辑递进结构，“中国之问”恰恰处于起点位置。客观来说，四个维度的叙事构成有机整体，但展开顺序不可颠倒，即没有中国化叙事所确立的主体性，世界眼光叙事就失去立足之地；没有对中国道路的清晰回答，人民中心叙事就失去制度载体；没有对当代中国方向的准确把握，与时俱进叙事就失去参照坐标。
这一叙事序列在空间维度上遵循从内向外的扩展。“中国之问”聚焦“自己的事”，要求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建构问题；“世界之问”拓展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民之问”贯穿全部叙事；“时代之问”在时间维度上提供历史方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这里，立足中国在前，放眼世界在后，不仅是空间顺序，更是逻辑顺序，意味着没有坚实的中国根基，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世界眼光。
系统论逻辑：五个子命题的涵盖与统领
从系统论角度看，“中国之问”具有最广泛的覆盖面。“中国之问”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内含五个深层子命题的复合型问题域。一是道路之问：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二是强国之问：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之问”的总答案。三是福民之问：如何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强党之问：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五是精神之问：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面对风险挑战、推进民族复兴？
道路、目标、价值、领导、精神五个子命题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框架，构成解答其他三问的前提条件。连中国自己的道路方向、奋斗目标、人民福祉、党的建设和精神气质都回答不清楚，就无从谈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这种涵盖性使“中国之问”获得了优先权，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四个问题之一，而是其他三个问题的承载平台。
立足当下，历经十年发展，时代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学术话语权和知识自主性还远未跟上实践步伐。“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依然存在，中国发展的成功叙事仍经常被西方话语框架所曲解。正是因此，2026年将“自主知识体系”提升为核心命题。“自主”二字的分量在于它不再仅仅要求体现“中国特色”，而是要求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具备自我生成、自我解释、自我更新的能力，这就是必须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首先回答好“中国之问”。只有把中国走的什么路、要实现什么目标、依靠什么力量、遵循什么价值回答清楚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才有明确的坐标系和方向感。“中国之问”的首位性，正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知识体系要“自主”，就必须以自主回答“中国之问”为前提。
总而言之，十年两次“5·17”讲话所勾勒的从“中国特色”到“中国自主”的演进轨迹，已经昭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方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而属于这个时代的理论和思想，必须而且只能从回答“中国之问”开始。
来源：澎湃新闻，2026-06-02
作者：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