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十五五”规划建议首要任务。回顾“十四五”期间各年份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排名第一的工作安排，从2021—2022年聚焦“宏观经济稳定”，到2023年转向“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2024年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再到2025年回归“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十五五”期间重新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任务，是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抉择。在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中，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其战略意义更具现实紧迫性和鲜明的阶段性。
首先，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一方面，传统产业“内卷式”竞争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另一方面，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突破。从全球维度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归、抢占高端赛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塑，国际间竞争愈发激烈。我国制造业虽已具备雄厚基础，但传统产业仍占制造业整体的80%。若不能在产业体系现代化上实现突破，不仅难以承接全球产业升级红利，更可能丧失国际竞争主动权。作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衔接期，“十五五”时期必须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物质技术保障。世界强国兴衰史反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2000—2020年间，我国名义GDP从10万亿元增至100万亿元，其核心支撑正是来自制造业。农业现代化、服务业高端化、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保障。“十五五”时期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首位任务，本质上是通过巩固制造业根基、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间的协同发展，从而显著提升产业科技含量与核心竞争力，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
第三，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必须依托产业载体实现技术转化与规模应用，这也是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列为前两位工作任务的核心逻辑。从创新链视角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额的比重为6.88%，为历史最高水平，但仍低于美国的约17%和德国的约19%。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较低，2023年仅8.2%，发达国家通常为15%—20%。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激活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占GDP比重仅18.01%，而要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该比重需提升至35%，对应增加值需从24.29万亿元增至71万亿元。“十五五”时期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就是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使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
第四，是应对国际变局的产业链韧性支撑和安全保障。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产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应对外部风险的关键支撑。我国在关键产业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仍有待提升。只有解除关键领域“卡脖子”风险，才能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通过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既能集中力量攻关高端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又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因此，“十五五”时期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守住经济安全底线的必然选择。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12-19
作者：詹宇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