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的认识，既要从承上启下的历史方位切入，更要认识到国际战略竞争的外部环境因素。2022年前后，全球主要力量逐步形成共识，将未来十年界定为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决定性十年”或“关键十年”。“十五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其具有一定的时间重合性。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强化系统思维与统筹协调，重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水平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一方面，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中美关系有望在动态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平衡。多极化进程稳步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为中国深化国际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国外交的战略主动权显著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认同与支持，我国不仅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而且会发挥更强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在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光伏发电、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已形成较为明显的规模优势和产业链协同优势，并持续巩固发展基础。依托全球技术迭代趋势和巨大国内市场牵引，我国在多个新兴领域加快布局，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规则参与度，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半导体等前沿领域，中美作为全球主要创新力量，将继续保持在第一梯队的竞争态势。我国在量子通信、可再生能源技术等部分细分赛道已实现并跑甚至局部领跑，相关技术应用走在世界前列，正加快从技术追赶向自主创新转变。这些进展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稳定性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世界变乱交织，全球政治、安全、经济、科技领域风险和挑战加剧。在政治安全领域，多极化趋势下大国竞争更趋激烈，地缘冲突可能扩大，右翼思潮与极化现象凸显，传统安全风险持续发酵。同时，非传统安全风险从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等传统领域向人工智能伦理、太空安全、生物安全等新领域延伸，跨域联动性与突发性显著增强，形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叠加的复杂态势。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新旧秩序转换的矛盾更为突出，安全治理机制难以适配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在经济科技领域，“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武器化”特征持续凸显，在“脱钩断链”“去风险”的导向下，大国竞争进一步聚焦前沿科技、产业链供应链、规则标准与关键矿产等核心领域，其中科技博弈已成为竞争核心战场。特朗普“对等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体系紊乱持续发酵，削弱了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向本土化、区域化、集团化方向加速演进。美国以稳定币为美元霸权延伸工具的战略布局，将进一步加剧跨境金融博弈风险。全球数据规则碎片化趋势将持续加剧，欧美主导的规制体系通过市场壁垒、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与“长臂管辖”滥用的叠加效应，不仅会进一步抬升各国数字产业跨境运营的合规成本与潜在风险，而且将严重阻碍全球数字经济的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发展。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可能长期陷入中低速增长区间，全球贸易投资活跃度回升乏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制度赤字与公平赤字进一步凸显。
面对机遇与风险交织的复杂外部环境，我国需精准把握中美博弈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身力量的基点上，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核心战略导向，推动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协同发力、互促共进，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上，需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发展格局。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有序拓展单边开放领域与区域覆盖范围，以规则对接提升开放质量。加快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扩容升级，稳步推进中国-海合会、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提速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织密高标准自贸网络。创新贸易发展模式与双向投资合作机制，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另一方面要牢牢守住国内发展基本盘，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强化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高水平开放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上，需坚持动态平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既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赋能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如农业领域聚焦主粮与紧缺作物开展国际合作弥补国内产能短板、能源与战略性矿产领域依托国际资源拓宽供应渠道、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引导企业跨境布局，利用全球要素提升竞争力。又要将安全发展贯穿对外开放全过程，筑牢安全屏障。如健全涉外安全与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制度，坚定开展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深化多边执法安全协作，参与引领全球安全治理规则完善，确保对外开放与安全发展协同推进。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12-16
作者：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