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10月，国庆假期尚未结束，我自浦东机场登上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开启了在美一个月的短期访学。
在利玛窦研究所
“发现”上海天主教
此次访学的目的，主要是到波士顿学院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查阅与近代上海天主教历史相关的文献资料。
利玛窦研究所最初于1984年在旧金山大学成立，经过40余年的发展，目前是全球知名的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重镇，收藏有大量档案、照片、手稿、缩微胶卷、绘画在内的各类历史文献。
在该所阅览室待了不久，我深切感受到它既是一个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图书馆、档案馆，同时也是一个小型博物馆。之所以如此描述，主要是该所将一些重要收藏文物直接展示在阅览室大厅，比如出产自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的徐光启、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四人的水彩画像。
这些画像起初是土山湾的中国画师们为1915年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也即旧金山世界博览会）”创作的。这四幅水彩画因其具有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象征意义，被中国馆组织者选中，渡过太平洋，在旧金山世博会展出。
经过岁月的沉淀，从上海到旧金山，再到波士顿，这四幅水彩画现在收藏于利玛窦研究所，成为该所镇馆之宝，也将该所致力于中西文化历史研究的主旨醒目地彰显给全球参观者和来访学者。
除了这四幅水彩画，该所收藏的其他文物也被布置在阅览室和会议室的不同位置，用实物呈现了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丰富历程。
该馆藏品中与上海有关的文物还有很多，它们既是我的研究对象，也让我的研究内容具象化了。
比较特别且与我此行研究目标直接相关的，是一把近代时期上海天主教法籍传教士惠济良（Auguste Haouissée）使用的主教权杖。这把权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主体是由中国竹子制成的，具有中西文化融合和天主教中国化的象征性意义。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
“发现”徐家汇
为了扩大课题搜集资料的来源和提升效率，吴小新博士通过电子邮件帮我联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马小鹤老师。
和马小鹤老师在约定时间见面后，他向我介绍哈燕社图书馆的基本收藏情况，告知我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天主教相关文献不多，但也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藏书十分丰富，查询和调阅也十分方便。在书库里，我直接翻阅了明清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合作编译的《天主实义》《超性学要》《性理真诠》《圣教理证》等蕴含中西文化融合内容的文献。这些文献其实大多已经电子化，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翻到特定的版本，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毕竟这类书籍大多收藏在与中国天主教相关的机构图书馆，如何远渡重洋被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这是一个有关知识传播史的有趣话题。
此外，该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天主教联合图书目录》《儒道思想与天主教》等书籍，则为我拓展课题搜集资料的范围提供了参考。
在前期课题设计中，搜集天主教中文经典翻译的相关文献是一项重点工作。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书库，意外地翻到了马相伯翻译的《福音经》（商务印书馆，1949年）。该书1937年即编译完稿，直到1949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马相伯因战事避居越南，已于1939年在谅山去世。此书可以看作马相伯用中国语言文字翻译基督教经典的有益尝试，是天主教经典翻译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正好有一篇关于徐家汇与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小文章要完成，恰巧在哈佛燕京学社看到在徐家汇出版的《益闻录》《汇报》等刊载西学知识的历史文献。
徐家汇地区是上海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策源地，彰显了徐光启汇通中西的思想和爱国爱民的精神追求，体现了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包容性和生命力。近代徐家汇的发展是一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伴随着宗教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现代教育、医疗、慈善、天文和气象观测、印刷出版、博物院等事业相继集中于徐家汇，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典范区域，一度被称作上海的“拉丁区”。
晚清时期的徐家汇还是近代上海乃至中国重要的“西学”传播窗口，李问渔、朱志尧等透过《益闻录》《格致新报》《格致益闻汇报》等报刊传播新学知识，参与到“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去。黄伯禄、徐劢等人又通过与在华西人的合作，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编译成拉丁文、法文等，参与到近代“东学西传”的知识交互。他们获得“儒莲奖”，留名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史，促进了近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仅是零星收获，却也丰富我的一些研究议题，在波士顿和哈佛大学校园里对徐家汇在中外文化融合的物证有了切实的认识。
在哈佛大学档案馆
“发现”费正清
在波士顿学院访学期间，笔者亦前往哈佛大学档案馆查阅与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相关的资料，特别留意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相关档案资料。
在翻阅费正清一般通信资料卷宗时，发现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张仲礼先生回复费正清的一封信件。信纸抬头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期标记为1986年9月22日。这封信件引起了笔者很大的兴趣和关注。
张仲礼先生的回信内容主要包括，首先，感谢费正清教授赠予他费氏编著的《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回顾》（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其次，表示费氏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国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对他作为美国中国学界的先锋学者表示敬意；此外，认为费氏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
最后，张仲礼先生在信中向费正清教授介绍了他自己关于外国在华企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将会从事的新的研究题目，并坦言，由于繁重的行政职务，对于完成相关科研成果并无时间上的确切把握，同时表达了对费正清来访中国的希望。
这封带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抬头的信笺，生动而真实地呈现了中美两位学术巨擘的私人交往，文字间流露出的坦诚、平等和友好，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学术交往中的主流方式，对理解以学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以及深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等也都有所启发。
除了张仲礼先生与费正清教授之间的上述信件，费正清档案中还有许多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原始资料，呈现了他对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甚至政界对华交往的规诫和忠告。
例如，1984年他在回复美国艺术和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咨询信件中，首先认为，该机构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人文社科科研机构的机制性作用；并且指出，在中国强调科学与技术的时代语境中还需要加强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关注，而这是美国科研机构可以贡献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聚焦点；最后强调，要在人文社科交往中尊重中国的国情和具体规则。他在1984年5月21日致美国艺术和科学院Corinne Schelling的信中提出忠告：“帝国主义无疑是简单且廉价的，但是这种双语的平等主义将最终有益于我们，以及中美关系。”
这种平等主义的态度，可以换言之为“避免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张，体现了费正清在中国学研究和与中国学界交往时的大致态度。这一态度也反映在前述他与张仲礼先生的往来信件中。鉴于美国政界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也常常咨询费正清，他的此种态度和主张无疑也对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有深远影响。
在中国基督教史这一学科兴起的过程中，费正清的作用也十分突出和重要。在哈佛大学档案馆中的原始资料中，完整收藏了他参与指导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计划的档案以及与相关学界前人的交往信件，对于深入理解该学科领域的学术史以及反思和总结相关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例如，他在评审“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研究项目的1989至1990年度博士后奖学金计划时，在与裴士丹（Daniel H. Bays）教授等人的往来信件中，详细评述了每位申请者的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研究价值。这些学术档案对于理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由传教学的一部分转为专业汉学研究、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张仲礼与费正清的学术交往，再至费正清在中美人文学术交流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以至其在北美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指导性建议，“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许可以作为其整体学术主张和交往态度的概括性总结。
回到张仲礼与费正清学术交往中的这封书信档案，也似乎呼应了徐光启与利玛窦的在明末时进行的平等而友好的跨文化对话。而对我这个受上海社科院资助出访波士顿的青年科研人员而言，能够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意外发现这封有着上海社科院老院长签名的亲笔信，实在有着特殊的意义，让我切身体会到人文学术交流在促进中外文明互鉴和跨文化理解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来源：上观新闻，2025-09-21
作者：李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