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由蒸汽技术引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走向巅峰，而发电机、内燃机的发明又带领人们迈入电气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由此拉开了帷幕。自行车、蒸汽机车、缝纫机、打字机、电报、电灯、电话等一大批富有想象力的新生事物涌现，带来持续的技术冲击和新奇体验。对此，以德国观念论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处于失语当中。
虽然苏格兰化学家安德鲁·尤尔早至1835年就在《工厂哲学》一书里考察了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现况，但真正对机器大工业进行哲学反思的还是马克思和尼采。马克思从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机中洞悉重塑世界秩序的革命性力量；而尼采则通过对“机器时代”的剖析，揭示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命同质化危机和“末人”倾向。与马克思聚焦技术异化与资本批判的路径不同，尼采立足于超越性维度，探索技术演进与生命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尼采的机器时代沉思，不仅构建了其科学批判的前提，更奏响了未来哲学的序曲。
借技术辅助写作
尼采对技术持开放态度。1879年，35岁的尼采因视力恶化和严重偏头痛问题，不得不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并开始物色写作帮手。他在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说，如果我要回瑙姆堡的话，打字机就是必需之物。1881年他又跟工作秘书海因里希·库瑟里茨透露，自己一直想买一台打字机，并且已经跟一位来自哥本哈根的发明家取得了联系。这位发明家名叫拉斯穆斯·马林-汉森，是一所聋哑人学校的校长。汉森早在1865年就发明了球形打字机，之后一直试图将其商业化。然而造价之昂令这款打字机很难在市场上取得成功。375马克的售价是尼采月俸的两倍。尼采在信中多次跟亲友抱怨这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汉森球形打字机全球销量约180台，最有名的客户就是尼采。尼采用它完成了16封信、一张明信片以及若干诗歌手稿。
尼采使用的打字机是来自妹妹的礼物。1882年2月，打字机送至尼采旅居的意大利海港城市热那亚，遗憾的是，它在运输途中严重受损。尼采跟好友欧文贝克分享道，这台机器如同小狗一般棘手，它带来了许多麻烦和些许乐趣。同时，在一份打印稿里尼采还写道：“球形打字机跟我一样：是铁做的东西，然而在旅途中却特别容易扭坏。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并且要以精细的手指来使用我们。”
打字机的使用影响到了尼采的写作风格，使其从重思辨的“论说体”转向了更为简练的“格言体”。库瑟里茨首先发现了这一点。尼采在信中回复他道，“您是正确的——我们的写作工具正对我们的思想起作用。”一个月以后，由于打字机频繁故障且无法修复，尼采借技术辅助写作的尝试就中道而止了。不过格言体风格却被他保留了下来。
反思机器大工业
作为俾斯麦时代的技术见证者，尼采目睹了火车、电报、照相机和打字机在欧洲的普及和应用。他一方面对19世纪科技进展抱有期待，另一方面却又对机器大工业怀有较高的警惕。他认为机器大工业仅仅激发了一些“低等的不假思索之力量”，而未能给予人“向上攀升、改进优化、成为艺术家”的动力。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第2部分《漫游者及其影子》里，尼采指出，报刊、机器、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进入“机器时代”。而机器“是无个性的”，它剥夺了“非机器制作”的荣耀跟人性。过去人们向工匠购买商品，是对其技艺及个性的认可与尊重。而如今我们却“生活在匿名的和无个性的奴役体系里——人们必须以不太贵的价格来为制作之轻快买单”。
机器大工业的“制作之轻快”带来的是产品质量的拉平，以及制作的匿名化和无个性化。机器制作的目标不再是工艺的卓越，而是产品的畅销。要畅销，就必须迎合缺乏专业判断的大众趣味。大众往往仅凭表象评判商品，物美价廉最招他们喜欢，于是制造业不得不转向“表面艺术”和“欺骗艺术”，最有销路的其实就是最具欺骗性的。也就是说，机器在提供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也构成了对人的隐性支配与价值贬损。它让工作变得机械重复，让生活变得单调廉价。于是人与机器的关系就发生了倒置：不再是人掌控机器，而是机器在规训人。
对科学技术化倾向的批判
尼采在晚期著作里试图将技术问题纳入科学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框架。他指出，近代科学依托数学和物理学，呈现出两种典型的技术化趋势：一是基于“假定确定性”的计算推理狂热，二是将世界还原为可分割、可量化的物质性存在的持续努力。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将技术（技艺）归为理性的计算部分，认为其处理的是“可变事物”，而理性的其余部分（科学、知识）则处理的是“本原不变的事物”。然而现代科学的经验主义转向，使其在方法上更依赖于计算和推理。现代科学对实证、可操作性的强调，表明其研究重心已从“本原不变的事物”转向了“可变事物”。因此它在本质上更趋近于技术而非古典意义上的科学。
尼采意识到，科学的技术化倾向潜藏着生命异化的危机。科学的专业化和技术化使人困于知识碎片的桎梏当中，丧失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在精确计算的驱动下，现代科学切断了技术与艺术的古老联结。当技术性熟练已然成为机器时代的价值尺度时，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询：“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将人生此在贬低为数学家的某种算工练习？”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再版序言《一种自我批判的尝试》里所言：要以艺术家的透镜来审视科学，以生命的透镜来审视艺术。也就是说，科学问题不能够通过科学自身来解决。只有在生命和艺术的基准上，科学问题才能得以澄清。只有克服科学的理性主义单一视角，扬弃技术乐观主义的确定性偏执，拥抱存在的偶然性和生命的内在超越性，人才能真正地迎来在世之繁荣。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09-14
作者：韩王韦，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