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联合相关单位推出“思响上海”项目，旨在通过举办接地气的活动，讨论冒热气的议题，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8月26日，“思响上海”第三期活动来到嘉定安亭，走进产业园区，以“通向幸福的‘婚恋观’密码”为主题，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解读时代变迁下的新型婚恋文化。本版今天刊发两位专家的微宣讲及现场问答实录，以飨读者。
现场问答实录
园区青年（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在社交软件盛行、恋爱节奏加快的当下，年轻人如何区分短暂好感与基于三观契合的真实爱意，从而避免盲目确立恋爱关系，建立起深度且持久的亲密关系？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打个比方，一个男生看某个女生很漂亮、很聪明、性格很活泼，觉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特点是人人都喜欢的，属于通用项。所以，你要看到对方的缺点，但还是很爱他（她），这才是真正的喜欢。
不管男女，两个人在生命里要互相给予光，有打开的这种视角，而不是只管“存量”。今天很多人谈恋爱就看“存量”，比如对方的知识、能力、学历、背景等，这其实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因为世界在变，人也在变，隔上几年，“存量”肯定会消耗，甚至变得支离破碎。只看“存量”，会导致双方没有共同面对未来、面对风雨的准备。
其实好的婚姻、好的爱情就像两个人打一把伞，因为这个世界谁都不容易。我看《木偶奇遇记》时最喜欢的是那个结局部分，就是木偶和老爷爷被困在鲸鱼肚子里，隔着鲸鱼的大牙齿看着外面的星空，最后还是奋发努力一起摆脱困境走出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爱情都想象成童话般美好，而是要有这种向前面对的力量，这样才可以让这段关系走得更远。（现场掌声）
园区青年（上海韵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当代婚恋中，父母对于子女的婚恋交往考虑因素较多，而子女往往单纯坚持自我意见，以爱情为前提。是听从父母意见还是坚持自我？有哪些策略可以化解代际压力，构建更尊重个体意愿的健康代际关系？
梁永安：在这个问题上，我带研究生特别有感受。有一次，我的一个女研究生给我发了一段文字“等会我给您发一条微信，您一定要回答‘对’”。我说怎么回事，搞了半天是她父母在催婚。因为她和男朋友已经谈了很久恋爱，父母催得厉害，但是她暂时不想结婚。后来她就给我发了条微信：“老师，是不是人在学校要专心学习，不要考虑别的，先把学业完成。”我赶快回答“对”，然后她马上转发给她的父母。（全场大笑）
不同时代幸福观不一样，婚姻观也不一样。在农业时代，出于对劳动力和家族繁衍的需要，当时稍微有点钱、有点吃的就生孩子，所以一家平均都有八九个孩子，然后因为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有1/3到一半的孩子会早逝。
如今，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大家丰衣足食。上一代按照自己的想法希望孩子平平稳稳，赶快结婚，没有感情可以培养感情。但是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要灵魂契合，要精神自由。
代际交替，第一次出现了自然/生命交替和文明交替的一个叠层期。我一直跟学生说，父母再催婚，你要感到温暖，那是他们爱你，所以你要有能力微笑，要心里觉得父母还在关心你。老人这一辈子有的又是打仗，又是搞工业化，辛苦了一辈子，你现在让他改变观念，这不可能，太难为他了。现在年轻人自己要有活力、有弹性，也要有效率，但另外一方面你千万不能照他说的那样做。（现场笑声）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两代人关系，年轻人要认识到代际的这种语境不同，所以你要有能力微笑，然后再选择自己的路，那你就成长了。我觉得应该从自己做起，先向父母笑起来，并走好自己的路。（现场掌声）
园区青年（上海国际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社会政策应如何调整以适应和支撑新型婚恋观下的多元家庭形态？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婚姻形式、家庭形式的多元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总体趋势。我国的社会政策对此要有准备，总体上需要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避免系统性的歧视。同时，我们依然要增强婚姻家庭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怎么增强呢？最重要的是要让人有空间和时间去享受婚姻家庭的幸福。
第一个要减压，国家推出育儿补贴，这是经济上的减压。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减压是文化教育。现在年轻人普遍觉得压力大，所以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这样。我做“懒婚”研究，所有的孩子都说父母不理解自己，很委屈，他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觉得太累了。我想，这可能需要我们国家在整个文化上，包括企业文化，要放慢一些脚步。经过一段时间，让人恢复到能够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体验到生命力的状态。
对于父母来说，不能只想着要培养一个完美的孩子，将来进“985”，有一个好的工作，要一路卷上去，做“人上人”，而是能够体验在生育过程中自我成长的生命感受，链接那份喜悦。常常有学生来抱怨，说自己父母很“变态”。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我知道父母那样做是因为爱，只是表现成那个样子，但是孩子的感受不一样。这种体验可能只有人生到了那个阶段你才能理解。
中国文化在家庭教育方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传承。而这个传承必然先有角色的传承，才能有情感的传承，才能有文化的传承。如果不再做父母这个角色，这个情感怕是很难维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空间和时间给大家，开展家庭生活教育。如果没有家庭生活教育，可能很难实现像梁老师说的，当你30岁了，还能有那种生命力去体验人和人之间爱的感受和勇气。如果你从小没有培养这种教育，没有这种反思的能力，你根本不知道家庭生活到底对你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它是个负担，看到父母觉得那种生活很辛苦、没有意义，那么自然就会放弃走入家庭。（听众点头）
家庭教育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以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到了一个年龄就会干什么事，但现在可能需要从教育的角度增强你的反思能力、选择能力以及捍卫自己与人链接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整个社会政策需要关注的。（现场掌声）
园区青年（上海弘安汽车配件厂）：当下经济能力提升不足和对美好生活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年轻人不敢恋爱、不敢结婚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和平衡？
梁永安：我发现现在全世界都面临这个大问题。两个月前我在巴黎，就听说根据社会调查，当地适龄男子的结婚意愿只有3%。当然这和他们的制度设计有关。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整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男女之间，现在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游牧时代，整个世界在流动，我观察有1/3的人是完全不适合结婚的，但是还是按照惯例结了婚，其实他觉得个人自由比较重要。（现场笑声）
其实对于婚姻，你到最后才明白，它根本的幸福来自付出，互相付出，而不是说我得到什么。双方的付出互为第一，这样的关系就属于幸福。如果认为对方为我服务、为我辛苦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没有幸福，只是一个零度关系，是一个很物化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文化在变迁，整个人类缺乏一个很大的价值理论。我到欧洲也转了不少地方，觉得现在婚恋动力也不足，这是一个当代人生存的心理变化，是人类的共同困境。
刘汶蓉：刚刚梁老师讲的对我有所启发，就是婚恋观要受到文化的调适。现代文明一直推动的是个体文明，以个体为中心，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导向。但是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也在看东方，其实就是看到我们是以他人为导向，以关系为导向。如果你想要建立婚姻，你觉得这个人值得你这样做，或者至少你们两个人达成了共识，当你把关系放在第一位，就不会觉得是在牺牲。
我在国外访学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家庭文化有时候比我们国家还重视家庭。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结婚之前就想好了，我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经营家庭是我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两个人在经营家庭这条道路上，付出了很多，让渡了很多个体的自我，都是自愿的。所以我说家庭生活教育很重要，其实就是认识自己。你要选择适合自己价值观的一条路，然后往前走，在这条路上选择跟你同行的人作为伴侣。就像梁老师说的，你要先选择事业，选择生活道路，然后在这条道路上选择和你同行的人，这样你们两个人才有可能。
园区青年［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人们普遍觉得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虽然出台了不少生育支持政策，但很多年轻人觉得“不解渴”。请问，还可以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支持措施，能够真正帮到年轻人，让大家想生敢生？
刘汶蓉：应该说，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其实是一个导向，前提是民众要有文化心理准备。就生育支持政策本身来说，主要有经济、时间、服务和文化四个维度。
就我们国家来说，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了经济、时间、服务和文化一揽子生育支持措施。我们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包括最近实施的育儿补贴，还有就是托育争取免费，慢慢走到学前托育免费，这些都是在服务和经济上的一个支持。
再来看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在欧洲，育儿假不只给妈妈，也同时给爸爸。为什么？因为妈妈也要出去工作，如果把假期都给到女性，那么其实是降低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积累的时间，实际上是对女性的不公平。北欧专家在给我们做经验推广的时候，就说你们一定要把男性也推回家庭，而不是只把女性拉向市场，两边要平衡。所以关于育儿，要让男性也来参与。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在文化上继续倡导，改变传统婚育文化。过去，我们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就交给女的，男的就去挣钱。但到了现在女性也要自我实现的时候，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而且我们通过教育扩招，女性受教育程度已经大大提升，在上海，女性的大学升学率已经超过男性了，全国可能慢慢都有这个趋势。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女性的自我认同只定位在一个妈妈身份或者一个妻子身份，她会有很大的纠结，我觉得目前中国青年女性普遍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新闻，网上经常吵得厉害，其实就是女性的自我认同在发生变化，而男性还没有完全和她们达成共识，所以这个时候还处在一个博弈的状态。我希望这个博弈的时间能够短一点，每一个人都能自我实现。
转变生育、育儿文化观念很重要。从调查结果看，经济压力往往是一种“借口”，青年人不敢生、不想生主要源于一种“想象”的风险和压力，多数年轻人希望推迟承担为人父母重担的时间，特别是对于高教育水平的女性来说，面临显著的自我认同和人生价值观的转变、纠结。因此，要跳出男女二元对立思维，倡导家庭导向和关系导向的思维，创建基于性别平等、代际公正、儿童优先、家人互相支持和成全的新的婚姻家庭文化脚本。
园区青年（上海零束科技有限公司）：当“恋爱契约”等新型婚恋形式不断挑战传统婚姻的定义时，我们该如何在追求个性化情感体验与维系长久关系的稳定性之间建立共识，同时防止将亲密关系异化为标准化的生活协作协议？
梁永安：现代婚姻的基础，正在于爱情的个性化。因为个体意识、个体价值的增长，是现代青年成长的必然趋势。有鲜明个性的相互发现，才有选择的唯一性，才有双方相伴的长期主义。
我们今天的女性很多都有角色焦虑，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到底应该怎么安置，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时代。这个时候，先要学会独立。独立意味着什么？承担生活中的全部风险，承担生活的一切重担。在我看来，现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存在成长不足的问题。希望大家能找到独立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和别人共处，一起探寻未来生活的力量。
刘汶蓉：恋爱探索不能少，但次数也不宜过多。恋爱次数过多、婚前经历过多，可能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性，也可能不利于进入婚姻。所谓“搭子社交”，其实是会产生爱情、婚姻的虚无主义，并不利于幸福感的产生。我的建议是确实要早点开始探索，但是探索的重点是认识和理解自己，而不只是出于对两性关系的好奇。
我做代际关系研究的时候发现，许多中国父母为什么那么痛苦，因为他们熬过了艰苦的岁月也没有放弃的角色，最后没有得到子女的认可。但是即便如此，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还是如此看重家庭，因为它能带来人生的意义感。对于不少普通人来说，在社会上打拼了一辈子，也许最终并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那种价值感，但进入家庭、生儿育女，很有可能到最后会有一份欣慰。
第一步要像梁老师说的，努力去争取到自主权，这是最重要的。探索自己这条路不会辜负你，因为其他东西的价值感可能会越来越低，只有认识自己会是一条一直向上的曲线。但是认识自己，需要和别人建立关系，一个人把自己封在信息茧房里或者自我舒适圈中，是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很早开始去探索和别人的关系，在这方面，现有的教育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从有的孩子身上，我看到现在年轻人的边界感极其强，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和别人相处。深度的亲密关系、承诺性的关系才能带来安全感、稳定感，但一定会遇到挫折，建议多从自我身上寻找原因、向内归因，才有助于人的自我成长。
最后我想说的是，个人的幸福和意义感并不能完全依赖婚姻和伴侣，最终依靠的是自我成长，以及自我内心和精神的富足。好的婚姻伴侣是在“生活搭子”的基础上，能陪伴、支持、祝福你的自我成长。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朱玲珑、王珍，日期：2025-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