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国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系列活动、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7月7日下午，习近平在山西省阳泉市考察，向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习近平在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时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联合上海宣传通讯，与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特邀专家聚焦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撰文，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伸张国际正义，惩治战争暴行，为受害者讨还公道，同盟国方面依据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在远东各地对日本战犯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审判，总共起诉1453人，判处死刑140人，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1033人，无罪188人，其他89人。其中，尤以东京审判最为著名。此外，还有关岛、横滨、丸之内、马尼拉、西贡、仰光、伯力、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缅甸、香港审判等。
事实上，在当时的“远东之都”——上海也曾有过“上海审判”，在中国战区属于首次开庭最早（1946年1月24日），在整个远东仅稍晚于马尼拉（1945年10月8日）、横滨（1945年12月18日）、新加坡（1946年1月21日）等审判，至于规模和重要性亦不逊色。
“上海审判”在战史层面和司法实践上都占据独特位置
“上海审判”是由驻华美军军事法庭和中国方面的军事法庭两部分组成的，以前者为先。
1946年1月，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A.C.Wedemeyer）奉位于美国华盛顿的陆军部之命在中国上海提篮桥监狱设立美军法庭，审判战时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杀害、虐待美国被俘人员的相关案件。至是年9月，该法庭共计审判了10批47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10人（实际执行7人），判处无期徒刑7人，判处有期徒刑29人，无罪释放2人。之后又继续开审了23名德国纳粹战犯。作为开庭时间早于东京审判（1946年5月3日）的“上海审判”，无论在战史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上都占据着非常独特的位置。
除了美军法庭以外，中国方面的军事法庭实际上是由在时间上前后衔接的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6年3月至1947年8月）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移住上海）组成的。由于都设在上海，所以当时的社会大众和媒体常将其俗称为“上海军事法庭”。
审判日本战犯的前提是对其罪行调查取证，早在战事正酣的1944年2月，国民政府就在重庆成立了直属于行政院的“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此举是为了因应1943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同盟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由此，便开始了对日军罪行的初步调查工作。
1944年7月，颁布了《敌人罪行调查办法》（1945年9月修正公布）。1945年5月，该委员会被裁撤，所遗业务改由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分别承担。同年底，又成立了隶属于国防部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为处理战犯问题的最高机构，主任委员会由国防部次长兼任。上海军事法庭从1946年3月至1949年1月，前后共审判了183名战犯，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实际执行了13人，1人被改判10年徒刑）。
“上海审判”庭审过程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
上海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都市，有着强大的新闻媒体。“上海审判”的整个庭审过程，经报纸、广播、摄影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无论是奉行海洋法系的美军法庭，还是隶属大陆法系的中国法庭，都是重证据、有步骤，令人印象良好。尤其是美军法庭以“民主开明”示人，被告与检察官处于平等地位，在频繁的辩论中探求真相，既保障了人权，亦惩处了战犯，相对于以往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实在是天壤之别。
其间，美、中两个法庭前前后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中国方面并无先例和经验，且正逢国共内战的大背景，资金、人员明显不足，但在收集证据、设立法规、组建法庭、厘定罪名方面仍然尽心竭力，逮捕、判决、处决、关押了一批又一批战犯，其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巨大。
当然，因各种主客观原因，“上海审判”乃至中国各地的审判也存在着许多欠缺和不足，这使得相当数量的日本战犯最终逃脱了惩罚，正义并未得到完全的伸张，令人遗憾。
来源：上海宣传通讯，2025年第15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栏目
作者：马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