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朗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时，表面上是两位领导人的握手，背后却是两种外交哲学体系的深层碰撞。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秀，更是两种世界观应对全球威胁的典范展示：一方寻求影响力，另一方则追求控制力。理解这种碰撞的根源与影响，需深入剖析“交易型”与“叙事型”这两大外交理念的本质差异及其对国际秩序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第一种是美国所倡导的交易型外交，即追求理性计算与即时收益的优先性。该理论深植于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国家行为体被视为理性“经济能人”，外交的核心目标是成本—收益最大化。交易型外交认为，国际互动的本质是复杂交易，规则和制度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促成合作。
该理念以实践来强调“艺术手法”，即灵活多变、议题导向、高度工具化。外交行动以具体、可量化的短期目标（如关税增量、贸易逆差缩减、军费分担调整）为驱动，同时利用社交媒体检验衡量标准，服务于国内政治或领导人个人品牌。特朗普的外交风格极具个人色彩，但他的团队仍在延续美国外交传统中对诸多选项进行缜密考量的做法。将国家公司化治理，有如“董事会策略”，体现为将全球治理视为跨国公司治理的延伸，追求“胜利”而非绝对控制。
该理念对和平的逻辑建立在交易的结果上。它认为和平是稳定交易环境的结果，通过反复博弈、建立互惠性制度，虽然不稳定但也可维持。其风险在于过度工具化导致制度权威被侵蚀，承诺可信度下降，短期利益压倒长期稳定。
第二种是俄罗斯所倡导的叙事型外交，即把历史叙事与战略控制融为其根本利益诉求。该理论源于建构主义对身份、规范、历史记忆的强调，以及经典现实主义对权力、威望、战略纵深的追求。国际政治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叙事竞争与权力意志角逐的场域。
该理念的实践特征是以“政治记忆”和“历史遗产”为基石，外交行动服务于宏大、连贯的“故事”构建，如“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抵御西方围堵”和“有限地区别于西方价值观”。其策略具有高度象征性、长期性，旨在重塑国际认知的结构性话语权，确立自身在历史坐标中的“正当”地位。如只用一个协议和一个故事来讲述，而这个故事关乎其所强化的政治遗产，反映其对战略纵深、地缘密码解读的重视。
俄式叙事型的和平逻辑视和平为力量平衡与战略缓冲的结果，核心是确保自身“控制力”——对周边、关键议题、国际话语的主导权。其风险在于叙事刚性导致妥协空间狭窄，历史悲情易转化为对抗性行动，对“威胁”的解读可能过度敏感。
美俄两种理念的碰撞，对维系战后和平的关键支柱造成了冲击。
首先是特朗普式的交易型外交逻辑对国际制度与规则的冲击。如美国对国际规则（如WTO、气候变化协定、军控条约）采取高度选择性、工具化态度。以“退群”作为谈判筹码或基于国内政治需要行事，严重削弱了制度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普适性。
其次是两种范式对战略互信与危机管控机制的失效逐渐显现。交易型外交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其对出其不意场景的片面追求与叙事型外交对长远故事的执着，导致双方在沟通目标、语言体系上存在根本性错位。协议与共识难以达成，即使达成也缺乏共同的理解基础，易生变数。交易型不可预测的“颠覆性”举动，被叙事型解读为精心设计的战略欺骗或试探底线；叙事型基于历史悲情和威胁感知的行动，被交易型视为纯粹的恫吓筹码。双方陷入“安全困境”的升级版。
另外，两种逻辑将未来的混合战争常态化。交易型善用经济制裁、舆论施压；叙事型精通信息战、网络攻击、利用能源等战略杠杆。并且，两种逻辑在不断引发代理人冲突风险。
俄美外交理念的碰撞，折射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的认知困境、制度困境和行动困境。交易型关注经济与即时安全威胁，叙事型执着于战略空间与历史地位。这种根本性认知差异导致任何具体问题的谈判都缺乏稳固基础。现有国际制度无法有效约束美式交易型的工具理性，也无力回应俄式的叙事型对秩序重构的诉求。制度失效又反过来刺激双方更依赖自身路径，形成恶性循环。在缺乏互信和有效制度约束下，任何一方为自保或获益采取的单边行动，无论经济制裁、军事部署还是信息攻势都被视为对己方和平诉求的威胁，继而触发反制升级，陷入螺旋式对抗。
俄美交易型与叙事型外交理念的碰撞，深刻揭示了当代大国关系对全球和平构成的挑战。在21世纪复杂的安全图景中，全球和平的维系更需在深刻理解并尊重不同行为体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更具韧性的冲突管理与合作框架。
来源：文汇报，2025年8月24日第08版
作者：李立凡（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