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那里除巫医和走方郎中以外，没有一所真正的医院”。在西北战区，只有60%的伤员能得到治疗；在长江流域，军队的战斗力被疟疾削弱了60%。若不是有保卫中国同盟等无党派团体的帮助，“若不是它们捐助了不少医疗用品和器械，并给予少量技术援助的话”，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负担无疑会更加沉重。
支援新四军
抗战伊始，中国具有医生资格的大概6000人，在抗日前线任职的只有三分之一，而部队至少需要30000名合格军医。
到1938年夏，中国只有275所野战医院，共计22.3万张病床。但据德国友人王安娜亲眼所见，这些野战医院大多数只不过是极其简陋的洞穴。衣衫褴褛的伤病员，大都只能睡在木板上或泥地上，“连疟疾蔓延地区不可缺少的蚊帐也没有”。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按照周恩来、陈毅的指示，新四军代表沈其震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找到宋庆龄，为新四军带回大量急需医药物资。之后，保盟进一步募得10多万元法币，为新四军购买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由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运送至新四军军部。后来，又支援了一批手术器械、药品等，包括一种名叫“白浪多息”的消炎药品，这是当时刚生产出来的新药。
新四军的医疗机构不仅供军队使用，也为所在地区的民众服务。据统计，1938年4月至1939年5月，仅新四军军医部的两个门诊室就治疗了军民77000多人次。
宋庆龄还特别关怀女战士的特殊困难和特别需要，询问部队里结婚的女同志多不多、生了孩子怎么办，并特意捐赠一批粉红色毯子。更周到的是送来大批奶粉，解决产妇面临的营养不良、母乳不足等问题。
支持根据地
1938年9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向保盟捐助2450英镑作为建院费，并派委员会代表兼伦敦《每日新闻》特约通讯员何登夫人，护送一批英法等国妇女捐赠的药物来华，协助筹办国际和平医院。宋庆龄根据实际情况，将国际和平医院设在陕甘宁边区。接着，还在白求恩工作的山西建立起国际和平医院。
1940年2月，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帮助解决国际和平医院病员的伙食、衣服等问题，决定每月拨款各1500元，并向工合西北办事处订购大批棉背心、担架、绷带、药棉、纱布等，提供给西北医疗单位。另每月向红十字医疗队提供3000港元，作为运送物资到抗日根据地的费用。
1942年2月，宋庆龄将12000美元的捐款转给根据地，并特别指明：由周恩来签收，然后转交国际和平医院。3月和4月，宋庆龄又先后汇出两笔款项，支援根据地的医疗和儿童保育工作。
1940年，英国救济基金会向保盟捐助一笔资金。保盟考虑到国际和平医院的迫切需要，用这笔钱在英国购买了9套外科设备，每套设备都附有消毒用品和前线可能急需的备件。
打破医药封锁
这一时期，宋庆龄常以“孙夫人”名义亲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签字，目的是阻止国民党扣押募集的物资。
为进一步打开局面，美国人福斯特被委任为新组建的保盟中央司库。宋庆龄常派他把募捐来的救济款送到位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由他们转给国际和平医院，以保证这些钱全部用在伤病员和其他需要救助的人身上。
同时，宋庆龄还得到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史迪威的热情帮助与友好合作。他经常帮助保盟用滇缅公路接运外来物资，并同意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盟将药品及救济物资运往延安和解放区，甚至从他管辖的军用仓库里拨出一些药品和物资送给八路军、新四军。
史迪威还下令改建军用飞机的舱门，以便帮助保盟运送大型X光机。这台X光机是当时总人口已达9000万的解放区的“第一台和仅有的一台”。
后据考证，“其实当时陕北是有X光机的，不过都比较小，经常出现错误，容易引起误诊，给治疗带来诸多不便”。宋庆龄一直惦记在心上，一旦有了机会，就设法帮助解决这一大难题。
1944年，虽然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了衣食方面的困难，但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严重，消炎用的磺胺药片十分珍贵，往往只有重伤员才能用。
此时，保盟的汽车载着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陆续开来，不仅为医院解了燃眉之急，还给前线转送了不少物资。
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148名伤病员为表达心情，在一块二尺多长的白绸子上联名给宋庆龄写了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5-08-19
作者：徐锋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