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视频的大规模摄制及其数字化升级改造，借助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体广泛传播，成为在维持大屠杀记忆进程中“与时间赛跑”的关键。
真人大小、可视、可对话的幸存者三维全息图像，即“新多维见证者”，已引入多个纪念馆和教育机构。
自20世纪末以来，大屠杀记忆面临一个无法阻挡和逆转的现实：亲历幸存者加速消逝。于是，积极利用新兴的数字化信息技术制作、保存和开发利用幸存者的“见证”，成为维持大屠杀记忆权威性、原真性的替代而悄然兴起，进而蔚然成风。
在战后西方的大屠杀记忆文化中，历史遗址和幸存者是记忆权威性的主要依托。参观暴行发生地的纪念遗址和场馆，与幸存者个人接触交流，似乎有助于访客对历史事件产生某种程度的“在场”和“原真”的感知。但欧美在试图保持大屠杀记忆原真性时面临不同的处境：欧洲可以将种族灭绝发生的众多“创伤之地”作为大屠杀记忆原真性的坚实依托，而远离大屠杀发生地的美国（以及以色列）更加依赖幸存者群体。
由于经历过大屠杀这种极端事态，幸存者在西方被视为承载着关于人性和道德的独特见识，被公众赋予某种救世的使命。涉及幸存者的各种题材，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维持了公众对大屠杀记忆的兴趣和热度。
记忆的保存和展现：
从“见证”视频到“新多维见证者”
录制视频“见证”是一种20世纪末以来新兴的保存和推广大屠杀记忆的方式。从1979年开始，耶鲁大学启动了“福特诺夫视频档案”项目，开始录制大屠杀幸存者“见证”视频。到1999年，该项目共录制了4400份“见证”视频，在经过一定的分类和编辑后，再提供给各类学校用于教学。
更大规模的视频档案项目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推动。有感于幸存者正在不可避免、不可阻挡地老去，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完《辛德勒的名单》后开始“与时间赛跑”，于1994年建立了“大屠杀视觉历史和教育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以下简称SF），启动了“视觉历史档案”项目，访谈幸存者并制作“见证”视频。在运用数字技术收集、保存和传播幸存者视频“见证”中，该机构引领风气之先。
从一开始，项目就为录制幸存者“见证”制定了细致的规程，使招募、录制、记录保存、剪辑等整个流程中的各个步骤都被标准化。访谈前，访谈者和摄制者会拿到操作细节，并做好功课，使幸存者的回忆能顺畅开展，访谈不会沦为问答。为避免干扰幸存者讲述记忆，访谈期间，幸存者的家人不可以留在现场。此后访谈组会对其家人作附加访谈，辑要编入视频。在完成视频制作后，专业团队对这些成果进行分类和编码。随着摄制技术的进步，新世纪以来，项目访谈采用更加先进的三维全息技术，高清视频呈现的幸存者“见证”高度贴近现实；同时还有幸存者纪录片和教育光碟对外发行。
从1994年到2000年，项目录制了5.1万幸存者的高清访谈视频，访谈对象来自56国，使用32种语言。从2013年开始，录制对象扩展到其他大规模暴行的幸存者。2014年至2019年，SF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作，录制近百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视频，并将之纳入其视觉历史档案库，向全球开放在线阅览。迄今为止，项目已经为纳粹大屠杀以及其他暴行的幸存者录制了5.9万份“见证”视频。
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SF开始对视频格式进行数字化改造，将视频档案上传公共网络；2002年开始向教研机构开放在线订阅服务。2009年又启动面向中学的IWitness项目并设立相应网站，传授中学师生视频编辑技术，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将视频档案用于历史教学。学生们还可以参与一年一度的IWitness视频编辑竞赛。
“见证”视频的大规模摄制及其数字化升级改造，借助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体广泛传播，由此在美国蔚然成风，成为在维持大屠杀记忆进程中“与时间赛跑”的关键。视觉档案项目也因此引领记忆和“见证”文化的风气之先。包括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直面历史和我们自己”、伊利诺伊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屠杀教育和研究组织纷纷与之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由此，视频档案和“见证”蔚然成风，数字和传媒技术在历史记忆和教育实践中与时俱进。
在2006年SF并入南加州大学，成立“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USCSF）后，USCSF利用该校的自然语言理解新技术，开始制作真人大小、可视的幸存者三维全息图像，即“新多维见证者”，使参观者可以通过麦克风直接与它们开展即时对话互动，询问幸存者的生活经历；2017年以来还为不少纪念馆和大屠杀教育机构提供此类新多维见证者。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在这一年引入了第一位说普通话的新多维见证者。
新世纪以来，伊利诺伊大屠杀纪念馆在运用数字传媒技术方面走到了前沿。近年，该馆也积极制作“见证”视频，作为网上展览，并在2017年引入多位新多维见证者。2022年1月，该馆还将两部获奖影片上线展览。这两部影片都采用前卫的虚拟现实技术，以360度、3D方式展示集中营遗址，并由幸存者做导游讲述大屠杀期间他们在这些遗址的经历。
致力于以“权威”“原真”方式塑造社会记忆的建制派大屠杀纪念机构，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等，传统上更加注重人际互动，更倾向于基于模拟技术的教育工具。但在互联网快速扩展并全方位渗入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建制派组织也纷纷建立各自的网站，将各种类型的档案以及展览内容上网，供公众远程登录检索和浏览。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实践在建制派大屠杀纪念机构中颇有代表性。该中心设在洛杉矶的“宽容纪念馆”专设多媒体中心，访客可以通过中心的电脑或数字触摸屏浏览相关页面；网民也可远程浏览网站。不过，该馆网站呈现内容的方式仍较为传统，采用常规的百科全书式分类呈现大屠杀历史。
数字化时代大屠杀记忆争夺的关键战场：
社交媒体
对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在青年一代生活中广泛的影响，建制派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机构则呈现出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全球日益增长的数字化教育和生活环境驱使它们转向社交媒体，在主要社交媒体设立专门的页面，已经成为这些机构的标配。2009年10月，波兰的奥斯维辛纪念馆成为全球第一个设立脸书页面的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机构。到2017年，该页面就有近30万用户加入。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等机构也纷纷跟上，在主要社交媒体设立页面并吸引大量用户加入。2016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期间，通过脸书播出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历史，吸引了15万人观看。该馆种族灭绝预防中心也积极通过油管、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推动种族灭绝预防。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进一步驱使这些机构努力发掘社交媒体维系大屠杀记忆的潜力，纷纷将复杂的数字技术和在线资源转移到社交媒体平台，将之作为首选记忆空间。社交媒体成为虚拟大屠杀纪念的流行平台。“瞩目”听证、虚拟导览、数字视频、视频日记、互动照片系列和虚拟纪念馆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纪念和分享完善了数字领域中的大屠杀记忆。视听媒体在完善新冠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中尤其发挥了核心作用，基于图像和移动图像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油管、脸书、TikTok等）在其中的影响尤其重要。在疫情暴发前，纪念馆主要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其收藏的数字化档案和视觉内容的平台，而现在则尝试将既定的纪念形式和媒体格式过渡和转变为社交媒体环境的新形式，努力在社会隔离时期在大屠杀纪念场所营造一种存在感。即使疫情过后，“瞩目”和其他数字视频通讯工具也继续作为与幸存者会面的平台。通过“增强现实”应用程序或基于地理标记的自助游，疫情前后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链接大屠杀记忆的纪念空间。
另一方面，建制派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机构对社交媒体等新兴数字技术媒体也不乏顾虑。2000年，国际大屠杀记忆联盟对时兴的社交媒体就持保留态度。社交媒体即时互动、个体化、非中心化、娱乐化的特征，与建制派机构保持大屠杀记忆文化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目标显然存在差异。迄今为止，大屠杀记忆文化仍与社交媒体中流行的大众娱乐文化范式保持一定距离，可能导致任意重写、虚构历史的大屠杀题材网络游戏尤其受质疑。尽管游戏是青少年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但这些机构对游戏、主题公园等娱乐化方式仍顾虑重重。
此外，由于西方社会政治严重极化，社交媒体还往往成为美式自由民主种种病症的放大器，成为不同社会政治群体相互之间表达憎恨言论的重要平台。带有否定大屠杀、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倾向的相关言论，也往往借助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由此，社交媒体成为大屠杀记忆组织反击种种扭曲、滥用乃至否定大屠杀历史记忆的重要战场。
数字技术革命会帮助人类实现“穿越”吗
个体和集体记住什么，怎样记忆，部分依赖于快速变化的技术及相关的社会—技术实践。人类相继经历了语言革命、书写革命、电讯革命，并在当代进入了数字革命时代。计算机、网络、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相关数字技术媒体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快速替代基于模拟技术的媒体，全方位地渗入甚至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已经成为推动人类记忆塑造进程的最重要的科技动力。人类记忆由实体记忆、自主记忆和本土记忆转向数字记忆、合作记忆和全球记忆，进入一个以数字化、全球化为核心特征的4.0时代。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提供了一种传播集体记忆的新渠道，打破了大众媒体所建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体系，还颠覆了大众媒体时代的单向传播模式，形成了群体成员间立体传播、即时互动的新传播模式。
但即使幸存者后裔不再承担记忆塑造者的角色，技术的进步仍将为包括大屠杀在内的记忆塑造和传播提供日益便捷精巧的“义肢”，并为通常显得枯干晦暗的“文化记忆”更多地保留“沟通记忆”所包含的原真性情感质素。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改变人类社会记忆塑造的进程和方式。高度仿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幸存者，或将帮助人类进一步打破过去和当下之间的时空阻隔而实现“穿越”。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08-17
作者：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