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一家来自杭州的民营出版社彪蒙书室，在上海四马路（福州路）惠福里（今大致位于河南路以东、江西路以西）开业。这在当时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并不算大新闻。上海作为近代出版业的中心，报馆书社不计其数，当时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点石斋书局等早就在业内声名显赫，要想在同行中崭露头角并非易事。但彪蒙书室显然有备而来，很快在一开间的门面里，通过编印大量小学白话教科书，开辟出了自己的市场。
彪蒙书室1903年初创于杭州，由钱塘人士施崇恩主持，戴克敦、钱宗翰、李思慎等人亦有参与。施崇恩，字锡轩，候补知县举人，来沪前在杭州六克巷内的施氏彪蒙学校教书。钱塘施氏多半为施耐庵后人，施崇恩的生平资料十分有限，据学界初步整理，可知施氏彪蒙学校编印的教材几乎包揽了整个杭州蒙学。在郑逸梅的《书报话旧》中，也记载彪蒙书室在杭州便以编辑出版《绘图识字实在易》立足。“实在易”系列，顾名思义，是一套普及国民教育的图文教材，其亮点在于为每个字设计的配图。这在如今看来几乎是识字教材最为常规的编写模式，在当时的同类图书中却非常少见。
施崇恩在该书凡例中，对编写教材的宗旨，选字的标准和分类，编写体例等做了详细的说明，称“要使我中国的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一个人不识字”。他选取三千个常用字，除配图外，加以文言和白话的解说，并标上反切以明读音。更重要的是，他对所有字进行了“实字”与“虚字”的分类，“那呆字归并实字类，那活字归并虚字类，至于然而所以之乎者也等极虚的字，另集摆一处，细细分出门类，编成《速通虚字法》一书”。
按照现代汉语的划分，施崇恩所谓的“实字”大致以动词名词形容词为主，而所谓“虚字”则多为副词。名词如桌椅板凳等自然容易配图，但施崇恩为虚字配图也颇有心得。谭彼岸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中，特别提及施崇恩编写的《速通虚字法》如何配图：“每一类虚字先用白话问答体解说清楚，然后举例做练习，把‘文言’虚字嵌在‘俗语’里面，要文言虚字依靠白话解说才能指代它的使用法。”茅盾也提到了《速通虚字法》的插画让他记忆犹新：“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画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划脚，仰头赞叹。”从这几句描写中，依稀可以想象出彪蒙书室插画之生动。
当然，如此粗疏的分类法到底还是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面对归入“实字”的形容词，施崇恩就很费脑筋，且不说“蓝”只能解释为“洋蓝的蓝”，“红”是“红绿的红”，遇到“新”“旧”之类更是只能无奈解释为“新鲜的新”和“是不新”，相当于没有解释。
虽然编写体例尚不成熟，但《绘图识字实在易》开辟出了一整套以“绘图”为卖点的蒙学系列教材，在1905年迁往上海后，“实在易”的规模也日趋庞大。有《造句实在易》《论说实在易》《修身实在易》《唱歌实在易》等等，仅书名中包含“绘图”“图说”“精图”“图画”的就有近四十种。施崇恩的版权意识极强，不仅在教材封面上标明“翻印必究”，在《绘图识字实在易》封二还附上了官方认证的版权批复。施崇恩称彪蒙书室所编教材新颖之处，在于“将四书朱注，演为白话，并附西学浅近新义，使入学幼童读四书不及两年即可卒业，而于格致理化诸科学亦略识途径”，由此请示可否禁止其他书社翻印，出自“钦命二品顶戴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袁为”的批复予以肯定。
可以说，除了“绘图”以外，彪蒙书室的另一亮点，就是用白话释四书五经。白话释经，不仅借着癸卯学制的“东风”，让彪蒙书室名利双收，也由此横生枝节，最终让彪蒙书室一蹶不振。
对于教材的编审，清政府内部一直有“国定制”与“审定制”之争，前者代表人物为孙家鼐和张百熙，认为教材应全部由国家统一编定，后者代表人物为张之洞，认为民间编写的课本经由国家机构审定，可补国定教科书之不足。经过数年酝酿，1904年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正式颁布施行，其中总纲《学务纲要》明确了教材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虽然清政府力推“国定本”，但“国定本”编写周期较长，内容又相对迂阔，根本无法与求新求变、形式多样的“审定本”竞争。而清政府此时气数将尽，也无力对民间教科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审定和约束。本就欣欣向荣的民营出版业早就闻风而动，进一步借编印教科书占领市场。1906年，据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统计，入会的民营出版社已有22家，彪蒙书室亦位列其中，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文明书局等知名出版社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同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审定教材102册，其中由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就有85册，可见教科书市场几乎已是民营出版社的天下。
彪蒙书室所编教科书，虽以蒙学为主，但也涉及时政与爱国教育。如《绘图中国白话史》四册汇集了古今中外历史名人，又有“中俄交涉图”等，旨在培育学生的爱国心。然而，1909年4月16日，书室突遭学部查禁，除《绘图蒙学卫生实在易》之外的所有教科书均在查禁之列，这对两个月前刚刚出版第五版《蒙学论说实在易》的书室来说不亚于当头一棒。
5月11日《学部官报》刊《学部咨照各督抚严禁各学堂用彪蒙书室各教科书》，逐条列明“罪状”，除体例方面“不合教科之用”外，又有几处闪烁其词，更需深究。其中《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首当其冲，学部称“中说大学明德，忽羼入德律风，天下平忽羼入水平，并各绘一图”，而《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及教授法》，有“古时风俗男女皆束发入□，本朝以来男子垂辫女子喜缠足，又谓尊孔不过借收汉族之心”，上述种种皆有误人子弟之嫌。根据施崇恩上交学部的请示，按照学部审定的最初设想，白话译四书应教导学生何谓“大学明德”，何谓“天下平”，不料施崇恩“另辟蹊径”，落足于新事物的音译词，在“中体”中明目张胆掺杂“西用”，这让学部官员难以忍受。而垂辫缠足之论，又涉及满汉之争，自然也触到了清政府的禁区。偏偏《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的“白话序”称：“我们做这种四书的解说，不过借此开些风气，实际用开导顺势的法子”，言之凿凿，无怪保守的学部愤愤然，斥其“实足误学童而滋谬种”。
查禁令虽发，但显然正值历史节点的学部已无力落实。彪蒙书室究竟何时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至今众说纷纭。通行的说法是1917年书室盘给了广益书局，学者石鸥发现1933年依然有彪蒙书室课本再版发行，在坊间依然流行，只不过总发行改成了广益书局。施崇恩和彪蒙书室“以小博大”的历史，还有诸多细节尚在迷雾中，留待后人发掘。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08-17
作者：曹晓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