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昭示着全球化环境正从追求效率的3.0阶段，加速进入追求均衡、包容、可持续的4.0新发展阶段。作为全球化运行核心空间节点的全球城市，在全球化运行及互动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中，其判定标准、发展逻辑以及相互关系亦相应处于变动之中。
国际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
国际城市的发展根源于全球各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互动，面对全球化4.0的阶段性转型，作为国际城市中的高能级群体，全球城市的发展环境与发展依托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是近40年来全球多领域互动的主要模式与趋势。2024年以来，全球化已处于阶段性重大变化的加速过程之中。这种外部环境的转折性变化，无疑是我们思考未来国际城市发展路径无法回避的前提条件与逻辑起点。
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World City）到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的提出与全面实践，是国际大都市在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系中地位快速上升，发挥枢纽作用的重要缩影。2024年国际政治经济一系列重大变化显示出全球城市发展依托的全球化运行已逐渐进入与以往不同、不容反转的新阶段。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推动下，全球化加速向新的秩序体系转变。对于国际城市发展而言，全球化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战略性影响，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外生变量调整，而且是涉及城市发展动力、运行模式、互动机理转型的重大机制性变化。
全球化的影响因素产生变化 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主要受三个核心要素影响：技术变革、大国主导、国际机制。从要素的作用角度上看，其核心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其中，技术变革引导生产力跃升，成为全球化发展与演进的重要动力；大国主导支撑全球经济主体间互动关系稳定，为生产关系调整提供权力保障；国际机制为全球化提供运行共识与底线保障，是生产关系的制度体现。
从生产力角度上看，技术变革是增量，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全球经济效率提升，并带动多领域相关产业领域快速发展，AI领域的创新应用已展现出与高技术产业结合发展的新路径，并将对服务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从生产关系角度上看，全球经济互动关系仍然由主要大国塑造。在大国主导下，基于各自生产关系取向而进行的国际机制博弈推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趋于“再平衡”，全球化3.0阶段具有全球规则作用的既有国际机制在新的发展阶段作用弱化，并随着全球化向4.0阶段的变化而进行调适与演进。
如下方“新一轮全球化的地方响应”所示，在全球化向4.0转型的过程中，国际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空间节点，其运行逻辑与发展路径也面临新的挑战。
新一轮全球化的地方响应
首先，技术变革因素推动全球化转型，带来城市科创功能调整需求。21世纪20年代，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推动科技、产业迭代趋势更趋明显，国际城市基于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形成战略性技术创新空间的机遇与需求同步增长。国际城市成为担当新技术研发应用关键性战略作用的重要支点。这就要求此类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围绕对全球化4.0转型具有关键作用的数字、低碳绿色技术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与适配。其次，大国竞争博弈因素促使国家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成为国际关注重点，对城市发展增速与本土带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这就要求相关国家的国际性大都市采取多种手段对冲国际不确定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保持自身作为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并强化对本国及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将成为国际化城市不可偏废的“双重发展重心”。最后，国际机制效力变化导致全球化运行规则多元化，对国际城市合作适应性提出新要求。以WTO为代表的既有多边经贸机制在当前仍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上述国际机制的效力日渐弱化。而CPTPP、DEPA等新区域和数字贸易规则兴起。这就要求原本承载全球范围货物贸易流量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进行相应的调整，此类城市需要在保持经贸互动流量的同时，主动调整基础设施、制度和服务体系，以适应新经贸规则与区域规则并争取全球化4.0转型带来的经贸增量。
全球城市的转型关键是核心功能调整
面对全球化4.0的阶段性转型，全球城市的发展环境与发展依托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环境下，全球城市的发展机制与层级判定标准面临新的重构。面向慢速化、区域化、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与新挑战，能否主动进行核心功能调整，成为全球城市能否在全球化大分流中占据主动的关键。
全球城市发展机制的新认知 经典全球城市概念的认知与实践，建基于全球化的扩展、稳定运行以及要素的全球快速流动之上。在全球化4.0条件下，支撑全球城市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对其发展的动力与机制进行新的认知与判定。从外部因素看，全球化的“换挡”调整，导致国际经济互动的慢速化、复杂化趋势日益明显，要素流动受到的规则性约束与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从内部因素看，城市发展与所在国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提升。内外因素叠加，促使全球城市运行的“离岸性”下降。从驱动主体上看，大国竞争加剧以及对“安全-效率”的综合考虑，使跨国公司受制于母国政策与合作意愿等非经济因素，其国际投资行为的自主性下降。欧美跨国公司的疏离，则为东道国的本土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使本土力量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综合上述因素，国际经济的多方主体在新的环境下高度关注要素流动方向的均衡性与要素配置的本土效应，这将导致全球城市过往30年中作为全球要素流动枢纽的“离岸性”相对下降。全球城市的发展难更趋向于促进国际资源与本土要素的融合互动。这一方面是响应所在国提升本国竞争力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也是规避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导致的不确定风险使然。在空间发展策略上，全球城市更需要得到周边区域次中心城市以及腹地资源的支撑。这也促使全球城市积极考虑“城市-区域”层次的都市圈、城市群等多圈层综合发展路径。
全球化转型对全球城市重塑的三大趋势 一是外部流量依赖。全球化4.0转型带来全球经济增速与需求的显著下降，国际要素流动受到抑制。而全球城市过往30年的快速发展，高度绑定于全球化3.0阶段的要素跨国快速流动与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在外部需求下降、流量流速减缓的情况下，全球城市的增长动力与抗风险能力面临考验。
二是城市间关系重塑。全球化转型意味着全球分工体系进行新的重整。而长期以来全球城市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而言主要基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全球城市的区域分布与城市间关系的塑造，与跨国公司在各区域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相关的生产者服务需求高度相关。在全球分工体系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城市间的合作与功能匹配关系，必然出现新的改变。基于新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格局，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角色定位也将重塑。
三是城市核心功能多样化趋势。全球化4.0阶段新贸易形态、新技术变革的快速推进，将对全球城市的功能导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城市的竞争维度也将相应发生新的调整。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一轮ICT技术的应用，要求城市枢纽功能的服务面向更为多样，并需充分考虑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数字化、低碳经济领域发展具有优势的城市，在新的竞争中将具有后发先至的特殊条件。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将从以重视流量为主的单一平台功能，向技术应用、原创、配置等领域拓展，进而形成更为多元化的功能体系。
全球南方城市的增量价值
全球化4.0阶段的多样、包容、均衡目标，需要新的国际主体提供发展增量，同时也为新的国际城市群体力量的兴起与发展带来空间与机遇。全球南方城市的崛起与发展，是对全球化4.0的重要响应，也显示出新的国际城市发展增量与潜力。
“全球南方”是全球化转型竞争博弈的关键增量 全球化格局在大国竞争加剧、技术变革加速、国际机制重塑三大力量影响下趋于整体转型，拥有庞大人口与增长潜力的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保持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关键增量，也成为塑造更为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关键群体。作为日渐受到关注的国际行为群体，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独特的发展属性与合作特点。
一是发展差异性。一方面，国家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遍及亚、非、拉各大洲，既包含具有完整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又有大量最不发达国家。这种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国间利益取向的多样化，也带来合作形式的多样化特征。另一方面，发展需求与合作路径多样。在追求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全球南方各国有着多样性的发展需求。各国之间的合作路径具有多种组合方式，合作交流的领域与模式极为多样。
二是文明多样性。一方面，价值观多样。全球南方国家的国体、政体极为多样，各国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差异较大，这使得各国间的合作与互动需要高度重视价值观的包容性。另一方面，文明类型多样。全球南方国家各国因地域划分，分属东亚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多类型文明，这就要求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需克服文明间的隔阂与冲突，其互动呈现注重多样性与追求最大公约数的“求同存异”特点。
三是发展共同性。全球南方国家大部分处于发展中阶段，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解决发展问题，实现国家发展水平提升是各国的共同追求。这就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与行动取向，各国间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具有较为深厚的基础。
全球南方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命 其一，推动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历史目标。全球南方城市是发展中区域经济转型的核心空间与重要依托。对于解决全球化发展不均衡这一内在结构性问题，全球南方城市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重要南方城市位于所在国家或区域的战略区位，要素资源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发挥区域带动与国家间互动的核心作用。全球南方城市的发展，将有效提升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南方城市间的跨国联动，则有助于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这将促使更多国家及区域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进而提升全球化的参与主体规模与活跃度，从而提高全球经济互动的包容性。
其二，促进全球城市网络拼图完成。全球南方城市的合作与网络化互动，将极大提升全球城市网络的覆盖范围与完整度，进而使该网络的建构最终完成。长期以来，全球城市网络更多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空间需求而建构，其城市群体的区域分布较为有限，节点数量有限并有较大层级差距，网络的覆盖面仍有较大缺陷。全球南方城市网络的构建与发展，对于全球城市网络的最终形成而言是区域与发展层次上的重要补充。
其三，解决全球城市发展悖论。从城市发展的目的与属性上看，全球南方城市的崛起与共同发展，将有助于为全球城市内在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与失衡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全球城市的概念与实践发轫于全球化3.0阶段的要素快速流动与资本全球扩张，城市的财富积累与分配更多集中于跨国资本相关的相对少数人群与行业，这就使得城市发展速度与包容公平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全球南方城市的兴起与互动网络的形成，将使更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在城市化、工业化与国际化中受益，体现出全球化4.0阶段高度关注的包容性属性，这与传统全球城市的发展模式有重大差异。全球南方城市将内生性发展动力与外生性作用相结合的城市发展路径，则有助于消除全球城市社会内极化、城市间分化的痼疾，最终促进形成具有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全球城市新发展模式。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960期第2版
作者：苏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