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战略纵深，正在展开一场制度创新的深层次突围。这场突围的本质，是将超大经济规模禀赋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创造性实践，其理论内核在于重构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历史反复验证：忽视安全韧性的全球化终将遭遇反噬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西方世界一度沉浸在所谓“历史终结”的乐观叙事中。市场理性与技术效率编织的全球生产网络，曾被视为不可逆转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产业链条在地球表面精密延展，勾勒出一幅“世界是平的”经济图景。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全球化浪潮，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向极致，却选择性忽视了系统复杂性中潜藏的结构性裂痕。
历史辩证法总在繁荣表象下埋下自我瓦解的种子。全球化在创造空前财富总量的同时，其分配逻辑却呈现深刻扭曲。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大象曲线”如手术刀般揭开了全球经济繁荣的隐秘真相，揭示出全球化进程中各阶层收益增长的不平衡和一些国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1988至2008年的全球化黄金期，全球收入顶层1%群体与亚洲新兴中产阶层获益显著，而发达国家中处于收入分配75—85百分位的庞大群体（红脖子们）却陷入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他们的实际购买力在产业全球转移的浪潮中相对滑落。这种“有增长无发展”的悖论，催生了西方社会弥漫的疏离感与相对剥夺感，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丰沃土壤。当经济逻辑侵蚀社会团结，市场效率超越安全阈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便从技术层面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
地缘政治张力的显性化，成为压垮全球化迷思的最后稻草。突发疫情如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测试”，暴露出过度延伸的产业链在跨境物流中断时的瘫痪风险；关键航道事故则像一记重锤，敲打着全球贸易动脉的敏感神经；局部军事冲突对能源通道的冲击，更凸显了高度集中化布局的系统性风险。多重危机构成了一组历史显影剂，映照出传统全球化的三重脆弱基因：追求单一经济效率最优而牺牲冗余性的供应链设计、基于成本最小化形成的战略节点高度集中、忽视地缘变量建立的“脆弱性依赖”模式。
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在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自动转化为政治互信。当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遭遇大国战略竞争，经济纽带反而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杠杆。个别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技术管制构筑知识壁垒，使原本中性的生产要素流动蒙上战略对抗色彩。这种安全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碰撞，折射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天真——民族国家并未在市场全球化中消解，反而借势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的政治干预。从欧洲能源依赖的困境到制造业空心化的教训，历史反复验证着同一命题：忽视安全韧性的全球化模式终将遭遇反噬。
地缘政治裂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逻辑与轨迹
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沿着地缘政治裂痕逐渐碎片化，催生技术体系的“历史性分叉”。在半导体领域，单边技术封锁行为席卷全球。尖端芯片制造正从全球化协作转向战略自主，西方主导的技术管制构筑起新的知识壁垒。这种分裂不仅改变产业空间布局，更在重塑技术演进路径——当创新资源被迫在特定政治联盟内重组集聚，全球科技体系可能出现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矿产资源领域同样经历静默革命，关键金属的开采加工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全球矿业版图开始向政治联盟倾斜，“资源自主”成为国家安全考量的核心要素，经济互补性正让位于地缘政治博弈战略的冰冷计算。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理格局正经历深刻重组，“区域化”成为重构的核心特征。东南亚的产业崛起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镜像。跨国公司的布局策略已从单纯的成本导向转向风险分散，制造能力加速向多元化区域转移。这种产业迁移看似遵循市场规律，实则深嵌地缘政治逻辑——“友岸外包”正取代传统基于效率原则的离岸外包模式，供应链安全考量成为主导力量。北美、欧洲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区域性供应链内聚趋势日益增强，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区域自循环特征。“多元化”正取代“低成本”成为企业选址的核心准则，产业布局寻求在更多地区建立备份能力，近岸布局与本土化回流共同构成了区域化的重要支撑。
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重构。区域贸易协定日益取代多边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这些新型协定的规则设计远超传统关税范畴，深入劳工标准、数字治理、环境保护等深层领域。规则框架中嵌入的战略竞争意图，正通过原产地规则、技术标准、绿色壁垒等机制重构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遭受严重侵蚀，世界市场呈现出显著的规则碎片化趋势。这种“制度性脱钩”的破坏性远超传统贸易壁垒，当技术标准与数据主权成为新战场，全球化的回旋空间正被急剧压缩。
这种重构既是危机应对，也是秩序重塑——在解构与重组的辩证运动中，世界正艰难探索安全与发展的新平衡点。
中国韧性：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制度突围与治理实践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过程中，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战略纵深，正在展开一场制度创新的深层次突围。这场突围的本质，是将超大经济规模禀赋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创造性实践，其理论内核在于重构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超大规模经济体不仅体现为市场规模量级，更蕴藏着制度韧性的三重逻辑基础。十四亿人口构成的全谱系需求网络，形成技术迭代的天然加速器——连续的市场需求光谱既为创新提供试验场，又通过规模效应摊薄试错成本，使复杂技术系统突破成为可能。当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静态禀赋时，中国实践揭示动态演进法则：市场规模深度决定技术进步速率，全产业链生态构成复杂适应系统。产业门类完整分布形成的多层级结构，使局部断链风险在系统内更加容易消解，这种有机韧性超越机械冗余设计，体现生物系统般自组织调适能力。区域发展梯度落差则提供战略纵深，东中西部产业发展梯度形成要素流动通道，让技术攻坚、产能升级和市场拓展在时空维度实现动态平衡。
制度型开放成为应对规则碎片化的关键突破。面对全球治理赤字，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从传统要素开放迈向规则层面的制度嵌合。自贸试验区承担压力测试功能，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开展制度创新实验。这类规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安全与效率的兼容框架——通过“负面清单+分类监管”等机制设计，既筑牢安全底线又畅通要素流动。更深层意义在于制度学习：在对接国际规则中重构治理范式，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区域协同则呈现出系统优化智慧，“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基础设施联通与规则互认相结合，既破解“中心—边缘”依附结构，又以能力共建重塑合作伦理。当东南亚国家通过产业链协作获得技术跃迁能力，当非洲新能源项目搭载中国储能标准，制度型开放超越单纯利益分配，实现发展权的共建共享。
创新生态的再组织化形成技术突围的核心支撑。在外部环境变化与产业转移双压之下，中国创新体系正构建多重耦合机制。国家实验室锚定基础研究前沿，科技领军企业打通应用转化关节，中小微企业填补创新生态位，形成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的闭环传导。这种“政产学研”协同打破线性创新模型，使创新要素在统一治理架构下形成化学反应。梯度布局的长三角、粤港澳等创新走廊，更重构空间经济地理——核心创新节点的辐射效应通过制度通道传导，实现技术势能的跨区域扩散。
这场深刻的制度突围，正在改写全球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超大规模市场从体量优势升维为规则建构能力，创新突围将技术自主转化为体系整合能量。当效率与安全的二元困境席卷世界，中国正通过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在守护全球化成果的同时开辟发展新境界。这条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道路，不仅为民族复兴筑牢根基，更给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书写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
来源：文汇报，日期：2025-06-15
作者：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