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造假到规则破坏，从经济误判到政治投机，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在理论逻辑、执行层面暴露出多重悖论。
理论构建上的迷惑性与欺骗性——
举个例子，将印尼对美贸易逆差占比64%换算为32%的惩罚性关税。这种算法刻意混淆关税与贸易差额的本质区别——印尼对美实际平均关税仅为7.3%。美国通过数据操纵制造“高关税假象”，实质上是为单边保护主义寻找借口。
更荒谬的是，美国商务部将中国13%的增值税全数计入“隐性关税”，却选择性忽略本国销售税对进口商品的叠加影响。这种双重标准下的“对等”，本质上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解构与重塑。
对数字服务税与关税概念的混淆，是特朗普政府滥用“对等关税”以及干预他国内部制度安排、扰乱国际税收体系的集中体现。当前，数字服务税一般通过对数字产品或服务征收商品税、服务税、增值税，或针对特定数字服务收入门槛设立新税种等方式征收。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滥用“对等”概念，用贸易制裁代替多边主义框架下的改革与合作，试图将数字经济引发的规则问题升级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阻碍全球数字经济增长创新。
深入分析，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战转嫁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却无视“服务业虚化”与“产业空心化”已形成恶性循环的客观现实。同时，关税政策朝令夕改，加之法律环境的高度诉讼风险以及关税的结构性错误等，也让“制造业回流”步履蹒跚。
事实上的破坏性与危险性——
一方面，政策设计的漏洞直接导致市场恐慌，各大股市的剧烈波动源于市场对供应链断裂的深度担忧。有分析指出，“对等关税”政策将导致汽车价格进一步上涨，美国组装车辆平均成本会再攀升3285美元。同时，美国本土生产的发动机与变速箱因依赖中国稀土材料等，面临进一步增加成本的风险。
另一方面，政策背后的民粹主义值得警惕。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竞选集会上宣称，“每个关税百分点代表十万个回归岗位”。这种简单化叙事掩盖了复杂的经济真相与选票政治逻辑。据彼得森研究所测算，对中国加征54%的关税将使美国家庭年支出增加1200美元，洗衣机、鞋类等商品价格涨幅达15%至30%，美国国内通胀形势将日趋严峻。“对等关税”政策背后是美国99%的普通民众为1%的既得利益集团买单。
回顾历史，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使全球贸易额暴跌66%。当前，全球贸易依存度是当年的4.2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警告，若关税战持续至2025年底，全球GDP增速将下降1.2个百分点。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与运行，依赖的是规则共识，而非强权博弈。应对“对等关税”政策及单边主义等挑战，我们要有超越传统反制思维的战略智慧，避免落入“关税竞赛”的陷阱。历史经验昭示：唯有回归多边框架、重塑规则共识，才能避免全球经贸体系滑向深渊。
另外，从经济理论到现实数据，从历史教训到全球价值链规则，“对等关税”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的经济困境，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对美国而言，真正的“对等”不应停留在关税税率表上，而应体现在创新生态培育、劳动力技能升级、基建现代化等领域。与其一味指责所谓“不公平竞争”，不如深刻反思本国土地审批效率、供应链配套能力等制度性缺陷。21世纪的贸易公平，终究要靠制度优势与创新活力竞争来实现。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5-05-06
作者：胡晓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子源，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