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方实施大规模关税调整政策，并覆盖多个主要贸易伙伴，还不断升级对华关税，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相关举措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企业成本增加、消费指数波动、资本市场震荡等，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构成双重压力，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脆弱性。
当特朗普挥舞大棒向全球贸易伙伴展开关税攻势时，保护主义的幽灵再次浮现，不由令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美国国会以“保卫本土产业”为口号，将平均关税提高到惊人的53.2%。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之所以程度如此之深、时间如此之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局推向全世界，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
近一个世纪后，在技术霸权和民粹主义的裹挟下，美国又有类似的言行，并以更复杂的形态重现于世。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立法期间，多个行业通过游说活动影响关税政策；2023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为游说对华芯片管制支出的经费为152.1万美元，资本对规则制定的渗透强度在两个时期呈现出惊人相似性。
但也应该看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维度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期更为复杂。当技术标准与数据主权成为新战场，全球化的回旋空间正被急剧压缩，破局之道何在？
历史镜鉴：两次关税政策比较分析
1929年股市崩盘后，美国深陷产能过剩与失业潮的困境。当时的胡佛政府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包装为“拯救农业与工业的盾牌”，实则沦为利益集团的政治筹码：农业州推动2万种商品关税清单，在1929年至1931年间将农产品税率从57.8%提高至91.8%，钢铁业巨头则借机将工业品关税率锁定在近55%。
这种“立法分肥”的直接后果是贸易网络的系统性崩溃——意大利对美国汽车征收167%关税，法国按车重征税使美国雪佛兰车价格暴涨45%。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量缩水66%。更可怕的是，这一政策的地缘政治后果远超预期，成为国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它还迫使各国打造彼此隔绝的区域性集团：英国构建“帝国特惠制”，德国加速“自给自足”建设，日本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名发动资源掠夺战争。
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的程度，也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经济温床。历史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不无尖锐地指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不是大萧条的起因，却是将其推向深渊的“最后一双手”。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并非《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简单翻版，而是更深度地嵌套于技术冷战和数字霸权的规则武器化实验之中。2018年，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表面上是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实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快速崛起的战略警惕。如今，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已精确到14纳米以下制程设备，并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将其长臂管辖范围扩展至第三国企业，全球芯片供应链出现巨大缺口。
地缘政治逻辑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杠杆，迫使盟友在数字税谈判、关键矿产供应等议题上选边站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美版“友岸外包”标准的对抗，标志着国际贸易竞争已从商品关税蔓延至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这种“制度性脱钩”的破坏性远超《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期的物理性贸易壁垒。当技术标准与数据主权成为新战场，全球化的回旋空间正被急剧压缩。
经济冲击：全球产业链结构性变革
从历史角度看，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全球经济动荡，波及技术链和权力结构层面。《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当前的关税政策的共性在于，皆以保护之名行撕裂之实，其差异是前者仅造成物理性贸易断裂，后者则借助技术霸权与数字资本的力量，将世界拖入更具破坏性的解耦与脱钩的时代。
首当其冲的是贸易壁垒的物理性冲击。当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钢铁进口量锐减，底特律汽车工业因零部件短缺大幅度裁员，胡佛政府寄望的“产业保护”反成“产业绞杀”。这种自我伤害的悖论在当代以更复杂形态重现：特朗普对华半导体禁令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出现巨大缺口，技术脱钩引发全球创新体系被破坏，全球科技发展呈现路径分化趋势，原有跨国科研协同机制面临制度性阻断，基础研究领域的网络外部性与知识溢出效应受到显著削弱。
通胀螺旋与福利损失构成另一种经济效率损失。关税政策曾引发美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大幅下跌，但消费者终端价格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中间环节的利润空间扩大，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在贸易战中，关税对物价的扭曲更为复杂，背后隐藏着物流重组、库存管理和合规成本等一系列额外负担。
大萧条时期，美国农业机械化率因关税导致的设备进口受阻而停滞多年。今天，美国试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重建半导体产业链，但截至2024年第四季度，其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已跌破10%。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光伏产品加征关税，可能使美国公用事业的太阳能项目成本增加约30%，与碳中和目标相悖。
此类单边贸易措施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实则破坏国际合作基础。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解决产业空心化难题，但很有可能反过来加速与固化了其产业空心化。
治理变局：削弱各国共同行动能力
关税的工具化与制度化趋势还可能催生新的地缘经济联盟，重构全球权力版图。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法郎区与日元集团的“割据”，直接瓦解了金本位体系。今天，美国以《通胀削减法案》构建新能源贸易圈，欧盟借碳边境税划定“气候俱乐部”。这种经济集团化联盟化的趋势在数字领域尤为显著，数据本地化立法可能在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催生出数十个“数字主权孤岛”。
技术竞争就像一场赛跑，各国不得不选择不同的跑道。比如，欧盟发展量子计算以跨越硅基瓶颈，俄罗斯加速钍基熔盐堆研发以规避能源制裁。技术体系的分裂，不仅对技术互操作性构成威胁，还可能削弱人类在全球议题上的共同行动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冷战”正在从另一个维度分裂世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滥用关税工具迫使英镑区加速解体，反而延缓了美元国际化进程。历史演进呈现相似特征，沙特石油交易启动多元货币结算，印度探索卢比锚定的一篮子商品本位。当去中心化的金融协议日渐普及，华盛顿或许会发现：关税大棒挥向的正是支撑其霸权的金融基础设施。
进一步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达到1000亿美元，标志着“全球南方”开始构建独立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缓冲机制；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覆盖多国，在传统渠道之外开辟货币结算的替代通道。更具革命性的是，东盟主导的“数字原产地规则”试验——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将区域价值链贡献度数字化认证，既规避了传统原产地规则的烦琐审查，又为中小企业参与区域贸易提供技术赋权。这种“数字多边主义”创新，正在动摇西方主导的规则制定霸权。
制度困境：多边贸易体系规则危机
保护主义的周期性复现并非历史的偶然回响，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从当年美国农业州议员推动关税立法的“寻租狂欢”，到当代硅谷巨头借国家安全之名构筑“数字铁幕”，利益集团的博弈是保护主义轮回的核心动力源。
制度性缺陷为这种轮回提供了结构性温床。多边贸易体系自诞生之初便存在先天不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近乎停摆，受理案件量从2019年的17件进一步降至2023年的3件。更具破坏性的是规则体系的“武器化”转向：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将520亿美元补贴与“十年禁入中国市场”条款绑定，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覆盖钢铁、水泥等五大高耗能行业。这些“合规性壁垒”的杀伤半径，恐怕远超传统关税战。当非歧视原则被价值观贸易圈替代，全球贸易规则正在经历“合法性坍塌”。
技术与产业变革如同催化剂，重塑保护主义的形态与烈度。比如，数字技术虽有助于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但数据本地化立法在数十个国家催生的“数字主权孤岛”，使全球数据流动合规成本激增。绿色转型本应成为合作纽带，却有可能异化为新型战场。我们需要警惕，技术民族主义的闭环效应会加剧技术标准分裂。
民粹政治为保护主义提供社会动员的燃料。研究显示，失业率的上升对美国选民的情绪和政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往往超过GDP增长带来的积极感受。类似“受害者叙事”的病毒式传播，使得20世纪30年代“锈带”工人产生焚烧进口商品等极端行为。当政治精英将结构性矛盾转移为“他者威胁”，保护主义便从经济政策升格为身份政治符号。这种民粹动员往往会反噬发起者，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农业出口大幅度下降。随着关税战的延宕，各方损失将进一步显现。
资本过剩危机与技术代际革命的交织，最终将保护主义推入“莫比乌斯环”式死循环。1929年过剩产能转化关税壁垒的逻辑，在当代正演变为遏制新兴技术扩散的“专利高墙”。当今全球，头部科技公司掌握众多专利权，却通过交叉授权构筑排他性联盟。加之资本在实体经济与金融投机间空转，保护主义便成为转嫁危机的安全阀。这种饮鸩止渴的博弈，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得不在技术革命与制度衰变的撕扯中寻找脆弱的新的均衡点。
破局之道：兼具纵深与视野的布局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正经历剧烈的规则重构冲击。关税战促使企业重新构建供应链的地缘布局，保护主义所引发的技术脱钩也在催生新的创新路径。
表面上看，关税战引发国际格局动荡，使全球化面临“至暗时刻”。但从历史纵深角度看，当市场扩张突破社会容忍边界，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便会如潮汐般规律性涌现。
超越周期律的破局之道在于多重维度的突破：在治理层面，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改革与数字货币监管框架整合，构建“敏感领域安全例外”规则，平衡主权诉求与全球协作；在技术层面，建立开源架构的国际技术治理联盟，防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技术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在发展层面，考虑基于共建“一带一路”升级数字发展公约，通过“东数西算”枢纽建设与算力租赁机制，实现数字红利的跨文明共享。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构建一种全新的全球化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主导体系，也区别于简单的区域联盟，那么这或许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里程碑。
当美国在所谓“对等关税”中沉湎于“小院高墙”，中国正以“数据跨境流动试验区”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范式，用“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重绘陆权贸易地图，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重塑亚太经济秩序……这种兼具历史纵深与未来视野的战略布局，有望为打破贸易保护主义轮回魔咒提供关键锁钥。毕竟，全球化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关税本身，而是固守零和思维的战略短视。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5-04-29
作者：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