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最早的反帝反战斗士，也是东亚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导。他的著述以思想的洞见和语言的感染力闻名，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1）、评论集《长广舌》（又名《倡言社会主义》，1902），以及《社会主义神髓》（1903）等，反映了幸德秋水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脉络。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1870年代至1945年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尤其1914年之前的四十年，是欧洲资本主义达到顶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支配着世界大部分的“落后地区”，政治上，大国间的霸权争夺致使各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纷纷建立帝国。一时间，各种“大××帝国”或“泛××主义”“军国民主义”“铁血主义”、民族“爱国心”等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追逐的时代潮流。
幸德秋水的一生恰好与这个急剧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大体重合。19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以下简称“《帝国主义》”）一书正是他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该书篇幅短小，逻辑结构简洁明晰，全书由五个章节构成。绪言部分，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流行如燎原之火”的原因进行了辨析，并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批判了帝国主义的非道德性。继之，他对“爱国心”的实质作了深层剖析，指出其时的“爱国心”既不同于“恻隐之念”，又不同于“望乡之心”，“其所爱，只在浮华的名誉与利益的垄断”，只是当时的政治家、军人统治者们“为了一己的利益，夸饰和虚荣”而煽动起的国民动物性的发露。而面对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民众“侮辱、蔑视乃至憎恶中国人”的“激烈程度”，幸德秋水则感触尤深，直指其“接近虎狼之心，俨然与野兽类似”。与此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日本政治家和军人在“爱国心”的名义下，“压榨国民的膏血以扩充军备，耗散生产性资本而消磨非生产性物质”致使物价飞涨和输入过剩，全然不顾人民的福祉，只为满足一己之私欲和自居大国的虚荣。第三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证了军国主义的社会危害，及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和摧残。第四章着重批驳了以海外殖民为方式的领土扩张行为。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变革方案，以最终实现“兄弟互助的世界主义”。
虽然在逻辑论证和体系厘然有序方面，该书远不及后出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更不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但在帝国主义盛行一时而大帝国建设的趋向和殖民扩张已波及亚洲之际，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民族主义高涨，政治家和多数国民都沉浸于“大日本帝国”的狂热之中时，幸德秋水发出的这种反帝论述，无疑在以鲜明的立场作社会警示。而其帝国主义批判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理想，则在他个人思想和东亚社会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又有着另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思想史领域，幸德秋水不仅以其反帝反战的论点著称，而且是公认的东亚社会主义思想的先导者。自1898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和“社会民主党”建党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时起，幸德秋水即深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事评论文章，结集为《长广舌》，以及直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主义神髓》，体现出一种理论上的飞跃。
《社会主义神髓》不仅援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理路，以说明各个时代的经济由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呈现的不同社会形态，而且还参照《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来阐述阶级斗争、产业预备军、剩余价值、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等问题，因此被认为是日本乃至东亚最早的基于科学理论的社会主义思想范本。全书由七章组成。第三章《产业制度的进化》是重心所在，幸德秋水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在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时，着重强调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因自由竞争引发的生产无秩序，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和产业预备军的出现。继之，又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简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指出资本集中采取股份公司、同业者大同盟、托拉斯等形式，进一步发展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而正是在这一阶段，社会的生产和资本家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端，促成了社会的“一大转变”。
今天看来，书中的一些论述仍交杂着一些偏失。如第五章中，幸德秋水强调社会主义要“取消衣食的竞争，而实现智德的竞争”，然而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很难区分彼此。又如第六章中，他认为“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一般”，则是将革命看作自然和必然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其结果则不免陷于将生物进化的原理运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在这本书出版后第二年，即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为纪念《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而共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最初的译本，一经出版便成为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译本。虽然在出版的同时遭到政府的查封并被诉讼，但《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日文版的出版，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和亚洲的传播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07年，幸德秋水开始转向“作为社会主义之组成部分的无政府主义”，并因为这一思想转向与日本社会党出现分歧而另组“金曜会”。同一时期，他将目光转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希望能够实现无政府社会主义的联合。早在1901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中，幸德秋水就对日本国民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表达了明显的反感，而与这种反感相对应的，则是六年之后，他由关注中国革命而对亚洲社会主义大联合所产生的期待：“汉人绝非‘濒死的病人’。‘沉睡的狮子’眼下正欲觉醒。”
此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已相继来到日本，他们因为与孙中山旧同盟会发生分歧而将目光转向日本的社会主义。这些中国的“新思想家”希望与幸德秋水联手推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1907年3月，在北一辉的介绍下，双方得以结识，最终，幸德秋水与章太炎、张继等人共同组建了“亚洲和亲会”。他与东京的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交往，也使其著作迅速被翻译成多个中文版本。1907年8月31日，幸德秋水受刘师培、张继等人的邀请，赴“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之组成部分的无政府主义》的演讲，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幸德秋水一直受到在日中国人的关注。每当其有著作出版，就会很快出现相应的中文译本。如《帝国主义》出版后第二年，上海广智书局的赵必振译本便出现了；《长广舌》也是次年就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译，以《社会主义广长舌》为书名。而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则至少有四种中文译本在日本和中国刊行。此外，1906年，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创办《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全文刊出他们重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中文版最早的两个译本，即1908年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载《天义》第16—19合刊号）和1920年陈望道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都是以此日文版为主要依据。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为俄国渠道，二为日本渠道。虽然社会主义思想发源于欧洲，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社会主义在东亚的传播主要依靠的是日本渠道。幸德秋水的著作以及他与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减弱。
作者：杨起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24年5月26日，第8版：文汇理论/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