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不是自由贸易论者了”，这是凯恩斯20世纪30年代初撂下的一句狠话。在众人看来，这句话代表了凯恩斯与自由贸易阵营的分道扬镳，也标志着他本人的自我背弃——从信誓旦旦的自由贸易信徒蜕变为离经叛道的保护主义拥趸。一个早已思想成熟、名满天下的大经济学家，怎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说变就变呢？
话说在凯恩斯诞生的1883年前后，恰逢自由贸易信念在英国开始动摇。原本一马当先、主导自由贸易的英国遭遇大搞保护主义的美、德等国的强劲竞争。为此，英国出现了“全国公平贸易联盟”，要求取消单方面自由贸易，代之以对等关税或报复性关税。一批英国经济学家不仅试图从本国的重商主义史中寻求回春妙方，而且翻译出版了一向被视为异端邪说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代表作。总之，从凯恩斯出生到他20世纪初就读于剑桥大学，英国的舆论和政策都在日益偏离自由贸易原则。
就在自由贸易大厦将倾之时，凯恩斯却立场坚定、初心不改。他担任过剑桥大学自由贸易学会的干事，多次出面为自由贸易辩护。即便在1923年，声名已盛的凯恩斯也依然斩钉截铁地声援自由贸易。他坚称自由贸易“不容许例外、不可以动摇”，它“不止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学说，更是必须坚持的国际道义准则”；“在任何决策场合，都必须坚持最宽泛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他还断言，贸易保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救治失业，能用关税救失业是一个十足的“弥天大谎”。
然而，还没到20世纪20年代末，凯恩斯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先是改口称，自由贸易不该立足于抽象原理，“而应立足于实际的利害关系”；再后来，他明言，“关税保护有助于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及至1931年，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来袭，凯恩斯干脆直接投书报纸，公然提出“无一例外地对全部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征收15%的进口关税”，还提议大幅奖励出口。发生在凯恩斯身上的如此大反转，引发了激烈争论乃至猛烈围攻。可在一派沸沸扬扬中，凯恩斯却又在报纸上公开宣布“放弃对关税的呼吁”！
那么，凯恩斯是个出尔反尔、慑于舆论的人吗？显然不是。此前，他之所以要放弃自由贸易立场，根本原因在于当时英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国内就业和国际收支问题正愈发严峻。大萧条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让任何政府及经济学家都无法袖手旁观，也让看似铁打的原则不免变形走样。在英国历史上，16世纪中叶重商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新重商主义的兴起，都与经济危局的降临有关。而此刻又临危难时局，正需要凯恩斯这样一个不愿墨守成规又了解重商主义的人物出场力挽狂澜。
凯恩斯深知，自由贸易理论本质上假设了一个市场自动调节、没有国际摩擦的世界。例如，“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论”就认定，一国的国际收支会通过物价的涨落和铸币的出入而自动恢复平衡。然而，凯恩斯看到，这样的理论太过简单化和理想化。当时英国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在1925年不顾英镑早已缩水的事实，强行回归一战前的金本位，使得英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同样，失业问题也无法再通过降低工资而得到缓解，因为英国企业家的降薪计划就曾引发1926年的大罢工。凡此种种让凯恩斯相信，在要素难以自由流动、要素价格呈现刚性的情况下，古典的市场调节机制已出现不少现代梗阻，自由贸易已然失去原本设定的良好运行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通盘考虑，凯恩斯在提出反危机措施时，同时提出了七种可能的对策，包括贬值英镑，降低工资，补贴产业，提高生产率，加征进口关税，支持国内投资，以及各国联手增加货币供应。加征关税仅为对策之一，且非最优先的对策。凯恩斯自己最中意的是支持国内投资。只是他很清楚大部分对策由于各种原因，要么行不通，要么起效慢，权衡下来也只能倾向于加征进口关税这一选项。
尽管如此，凯恩斯对关税的支持也还是有条件的。他明确表示，动用关税纯粹是为了“眼前救急”，自己对贸易保护的长期化“也充满忧虑”。他说本人“原从自由贸易起家”，不希望在竭诚表达意见时被人误解。他坦言，动用关税后“可能染上坏习惯，十年后的处境也许比咬牙挺过去要差一些”，但也可能就此“避免了一场社会灾难”。凯恩斯反复强调，征收关税等于是降低货币工资或贬值货币，奖励出口等于在降低国内生产的货币成本，故而贸易保护实际上是为绕过工资刚性和汇率刚性而采取的替代方案，不先试试这个可取方案“简直就是疯了”！
但问题是，既然凯恩斯业已打定主意并告诉众人关税“好处多多”，既然他已经决定背弃自由贸易立场，为何又突然悬崖勒马了呢？真实的原因颇让人始料不及。就在1931年9月凯恩斯再次呼吁关税改革后没几天，英国政府忽然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随之急剧贬值。一夜之间，无论是否与凯恩斯的努力直接相关，英国自由贸易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如魔术般消失了！正因如此，凯恩斯才立刻在报纸上撰文，高调放弃自己的关税保护诉求，先前的扰攘纷争也才跟着平息下来。
当然，事情其实并未真正了结。凯恩斯毕竟是经济学界的权威，他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心路历程已经产生影响。这段插曲，随同之后凯恩斯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构建、对重商主义“明智之道”的认可、对“国家自给自足”的美化，及其徒子徒孙的追随，无疑都加强了保护主义的正当性，让自由贸易更难以回到原先的崇高地位。同时，凯恩斯也让更多人看到，经济学原理终究是有适用条件的，时空的变换往往要求应用上的变通。进言之，既然自由贸易原理在推导过程中预设了诸多前提假定，又岂能撇开这些前提假定而默认原理的普适性呢？重温这个掌故不难发现，在凯恩斯看似反复无常的背后，实有其逻辑的一贯性和行为的原则性。即使批评凯恩斯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在上述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立思考、不为流俗所动、只向真理低头的品格和勇气，也依然不失其可取性，哪怕是为了扭转走过了头的“凯恩斯主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梅俊杰，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