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各国都将发展作为国家战略重心，为保障发展其他诸多领域也需要设置相应的底线，环境、公共卫生等等也具备安全意义。安全也就从指涉对象、价值维护、威胁来源、应对手段几方面得以拓展，非传统安全日益涌现。然而随着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回归，部分大国将非传统安全武器化、试图用地缘政治思维解决自身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世界秩序和我国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针对这一反转，总体国家安全观有着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地缘政治安全架构正面临根本性的重组。冷战结束后，环境、经济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能得到重视有一个根本前提，即国际安全架构相对稳定。那时美西方尤其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以近乎单极方式为世界设定议程、制定规则、塑造规范，改变各国的战略环境。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要么接受他的议程以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参与进来，要么被边缘化为“体系的反对者”。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印度积极融入国际秩序，三十年来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甚至与欧美实力对比日益平衡。当前世界秩序是既非单极、也非多极、更非两极的持续流动变化状态。前景不确定性令美西方危机感明显上升、自信心有所不足，千方百计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进行约束、限制和调节；这些做法又进一步使各国不安全感明显上升，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自身发展和安全空间维护上。当外交手段效益不佳时，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尤其是军事、政治联盟得到更多重视。
再次，地缘政治逻辑重新设定了安全议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安全资源相对于安全目标总是处于稀缺状态，如何分配安全资源往往取决于议程。以往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被置于议程优先位置的背景是大国虽激烈博弈却也谈不上冲突，合作仍较易实现。随着中国被定义为“美国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以及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大国竞争和博弈重新占据国际和国家安全的首要位置。非传统安全议题地位明显下降，不仅本来可以用于非传统安全的资源被用于地缘政治竞争，甚至非传统安全本身也成为地缘政治的工具。美国就将传统安全联盟复制到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拼凑出形形色色的小圈子。在美国带动下，很多国家也都做出了类似选择。伴随地缘政治的重新活跃，曾经活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行为主体也明显受到抑制。科学家日益成为各国的战略资源、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主体对外行为也受到联邦或中央政府更多的约束和管控，跨国公司不得不对地缘政治风险予以更多的评估，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常常因为大国竞争而丧失令人信服的权威。
最后，地缘政治逻辑重置了非传统安全的治理逻辑。任何问题领域都有自身的运转规律，尊重这种规律，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才是正确治理之道。各种理论学派都认为大国合作是确保治理收益的关键。任何领域都有各自的风险、短板、缺陷，处置不当会对社会整体构成冲击，由此要有安全意义上的底线保障。底线保障的安全操作付出与收益不相匹配的成本能使问题获得明显的缓解，催生相应观念更新。由此，正确安全观应是问题出现时恰如其分安全化，问题缓解时又适时去安全化。譬如气候变化需要安全化唤起世界公众的关注，实践层面还得让低碳治理成为主导专业逻辑。然而地缘政治介入之后，这些相对独立的领域边界被逐步破除，专业治理逻辑很难获得政治独立性。这意味着，非传统安全日益服从更大更为全局的战略利益，合作逻辑自然堕落为零和对抗逻辑。典型就是新冠疫情，美国本应和中国通力合作追求最大的治理成效，最终却服务于自身的战略竞争，这一背景下至于自身疫情防控究竟如何反而不重要了。
非传统安全无论权力架构、议程设置以及治理逻辑都为地缘政治渗透说明，未来国际安全日益复杂化、联动化，必须从更为系统、更为前瞻、更为包容的角度看待安全。如何防止世界陷入分裂和对抗，或许正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价值所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04-15
作者：汤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