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海的夏季没有酷暑，却让我忽然想起了50年前常用的蒲扇。
想起记忆中的蒲扇以后，我立马询问住处周边的大小商店，想买一把来“叙旧”，谁知未能如愿。朋友家的二娃年方七岁，是和我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她知晓我欲购不得后，居然马上成功地网购了两把快递给我。这让我此后的“暑假”变得像孩子一般欢乐。
蒲扇也叫“蒲葵扇”。蒲葵是常绿乔木，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每年，其叶子长大后就可以用来做扇子，据历史记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蒲扇的种类不止一种。有一种叫“蒲草扇”，用蒲草的茎叶编织而成。我国的蒲草资源丰富，很早就被用来编织各种日用品。蒲草扇是蒲草席之外重要的草编品，加工编织成的扇子有圆形、桃形、方形等十几种。二娃送我的其实就是蒲草扇。
我的博士生导师陈绛先生以前在上海五原路寓所接待我时，也经常摇着把蒲草扇。这把蒲草扇是另一位学术泰斗、他的圣约翰大学校友、经济史大师张仲礼送给他的。每到夏季，两位长者依然在家做学问、制摘编卡、将心得随时记录在稿纸上，所以，他们都不欢迎电扇及空调发出的风。
张仲礼先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2008年，他在一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告诉海外来宾：蒲扇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发明，在同样广泛使用扇子的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几乎没有用植物叶片制作的扇子。而蒲葵扇、蒲草扇、麦秸扇及竹编扇等，足以证明中国人是利用植物为扇的先驱。他还强调，时至今日，蒲扇依然是盛夏时节最受人欢迎的绿色风源。
我告诉二娃，她相赠的蒲草扇相当精致，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小学班主任瞿佩珠老师。瞿老师是我求学生涯中唯一不严厉的班主任，她的慈祥是我记忆中的烙印。二娃不理解，在我的小学教室里为什么会没有电扇。我只能笼统地告诉她，“那是个尚未脱贫的时代”。我上小学时，学校有在教室里午睡的安排。在六月里的每个中午，瞿老师就在教室狭窄的书桌间不停地来回漫步，给每一个同学摇着她的蒲草扇。后来，同学中的班干部轮流给大家打扇子。我至今记得，同桌张竹云带来的蒲扇扇出的风总有股烟火气——那是她家煽煤球炉做饭用的。
我小学时，人人都会唱一首儿歌《一分钱》，歌词简单、明了、轻快。歌曲里的场景能够真正发生是很多孩子的梦想。我是幼儿园时学会这首儿歌的，也一直期盼能有这样的机会，终于在小学二年级的六月里捡到了一分钱，十分兴奋地交到了警察叔叔手里边。警察叔叔为此专门写了封信到我所在的小学，他用的邮票是四分钱的，要求班主任表扬我。于是，瞿老师就在教室里一边给全班同学抑扬顿挫地朗诵警察叔叔的来信，一边给自己打着蒲草扇。这是我童年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那时的暑假如同现在一样的漫长。我和小伙伴当然不会有如今的孩子四处旅行、研学的机会。女孩子们喜欢扑蝴蝶，最佳帮手就是蒲扇。据一位女同学研究，蒲草扇编织严密且厚实，蝴蝶往往经不住那轻轻的一拍，而被蒲扇俘虏后不一会儿就能回过神来。男孩子们则经常用蒲扇在树上捉知了。知了反应很快，往往在相距咫尺之际就能迅速飞离原本驻足的大树枝头。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只要蒲草扇出马一拍，立即就能将之生擒。
对于这样的“暑期游戏”，我们往往会在返校时向班主任“汇报”。瞿老师总是微笑地听我们讲完，或邀请同学朗诵记录在作文本里的“瞬间”。瞿老师还会很兴奋地和我们交流：如果要抓蟋蟀，可以用蒲扇来阻止它逃离，因为蟋蟀细细的长脚会被密密的扇面牵制住。当然，瞿老师明确要求我们不要用蒲扇去捉萤火虫，“因为萤火虫和青蛙一样是农作物的好朋友，能消灭害虫”。
同学们从瞿老师那里得知了蒲扇的新功能之后，果然在捉蟋蟀时大获成功。捉到蟋蟀之后最大的快乐就是斗蟋蟀，往往能够吸引众多家庭前来观战，常常是斗好几个回合才分出胜负。这一切，总能让弄堂充满了欢声笑语，早把胜负抛到了脑后。每当我成功俘虏了蟋蟀，奶奶就会用泥土烧制出一个罐子，美其名曰给每一个蟋蟀分配一间“宽敞的房子”。分好了“房子”后，奶奶会请邻居观赏自己的作品，手里总是摇着蒲扇。
奶奶的老家是浙江嵊州，那是越剧的发源地。老人家总说：“夏秋看戏，摇着蒲草扇是最大的享福。”奶奶还很自豪地和邻居们说：“最牢靠的蒲草扇，就出自嵊县（现为县级市嵊州）。”她总是希望我能够去嵊州替她看看祖屋和碑文。不过，我直到2005年才有机会第一次去嵊州，并且成为当地经济接轨上海的课题顾问。当时，嵊州市领导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当地产的蒲草扇，让我倍感亲切。
对于我的这些回忆，二娃听得津津有味，连连感叹“你我的童年有如此多的不同”。她决定把不同年代人的“阿拉小辰光（沪语，意为‘我们小时候’）”作为课题，好好研究一番。
一把蒲扇竟能打通两代人的童年记忆，并让大家在闲聊之余心意相通，只有“老物件”才有这样的魅力！
来源：解放日报 日期：2023-09-11
作者：王泠一，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