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与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上海联合举办第十九届“沪津深”三城论坛。自2006年开始，“沪津深”三城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十八届，三地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大力支持，论坛已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三城发展实践”，三地专家就各自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建设进程中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分享。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干春晖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指出，当今全球发展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与经济挑战、局部冲突、新冠疫情及气候变化等都带来更为直接而深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是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上海、天津、深圳分别位于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三大区域的引领性城市，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征程中，区域引领性城市的重大使命就是通过创造性探索，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生动的实践内涵，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上海、天津、深圳的发展实践，正可以验证并提升中国城市发展方略，打造具有说服力、可资借鉴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样板。
本届论坛分设上下两个半场，议题分别为推进新型超大特大城市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规划与治理。在上半场的讨论中，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武晓庆、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忠朴、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周冯琦、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吴建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所长袁义才、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屠启宇作专题发言，分享和交流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大家认为，超大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持续发挥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发展新环境下，“沪津深”三城须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在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超大特大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聚焦创造高品质生活等多方面作出更多有益探索。
武晓庆认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路径，需要系统、科学的评估体系提供指引和量化的依据。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借鉴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基于发展质效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为区域更好地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量化工具。未来，将在此基础上，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评估手册》，这就像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一样，力求在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提出一个标准化的质量评估体系，可以针对各种类型的区域，方便地提出具有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的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
刘忠朴分享了他近期参加深圳决策咨询委调研上海之后，对上海和深圳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是在对上海与深圳在科技创新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比较对位之后，认为上海和深圳在国家战略科技方面是完全互补，未来两个城市需要强化合作。二是提出上海具有建设自由港的绝好条件，包括800多平方公里充足空间、拥有世界第一大港口、现有政策框架已经初步具备自由港的制度设计、洋山保税港区的产业基础等优势，但未来要通过物理围网实现真正“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设计不能满足于突破、而要以国际对标为起点，不要把上海已有的各种监管、审批、许可、备案管理制度拿到临港新片区。三是深圳市科技创新的布局与上海“和而不同”，特别是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要素需要考虑。上海是一部百科全书，深圳需要好好学习借鉴。四是必须重视科技算力，这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新地盘、新基座、新引擎，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基建、算力产业、数据资源和算力技术体系等都是未来重要的算力经济内容。
周冯琦分享了碳中和目标下上海绿色转型的实践创新工作与挑战研究。她认为目前全球城市都在加速迈向碳中和，积极部署和推动气候中和战略与行动合作，其中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是全球城市碳中和的战略选择。在这个进程中上海积极进行实践探索和创新，推动了完善的碳中和城市顶层设计和碳达峰实施方案，制定了详细的阶段性目标和政策体系，在城市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碳排放管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数字化赋能、区域合作等方面积极创新工作。但上海目前的绿色转型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未来需要不断推动工作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创新与实践。
吴建新分享了团队对新型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的研究。他认为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点话题，一是超大特大城市要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不被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所左右，要把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位置上，综合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是超大特大城市与周边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内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从而充分发挥超大特大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三是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超大特大城市必须转换思路，由单一的人口流入向吸引人才、培养人才、输出人才的方向转变。四是要加强中心城市之间的联动，推动跨省跨市协作，打破行政区域边界，加速城际要素流动，另外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形成区域间产业的合理分布，避免同质化竞争。五是要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主动布局并积极利用国际优质资源，着力提升国际知名度。
袁义才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增强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方向与策略研究。他认为深圳市目前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面临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深圳市提升城市竞争力，一是要打造国际科技产业中心先行区，包括国际科技产业基地、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力度、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增强国际顶尖人才吸引力。二是携手香港建设世界级大都会区，推进深港合作与融合发展平台建设。以前海、河套、沙头角为重点平台，规划建设口岸经济带，建设双城三圈，讲好深港双城故事。建设生态宜居都市，实施“山海连城”计划，打造深港双城生活圈。扎实推进深圳都市圈建设、优化基础设施联接以增强辐射力。三是构筑“一带一路”重点枢纽区，基于深港城市发展基础，发挥陆海通道作用推动“双循环”，拓展全球市场，打造“一带一路”关键节点、重点枢纽区，共建科技金融等全球专业服务中心，促进建设国际交流中心城市。四是创建中国式有为政府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发挥深圳市财力优势，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屠启宇对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大都市竞合态势进行分析，提出中国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他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以慢速化、区块化为特点的新阶段，国际城市的互动基础与模式选择面临重大变化，中国的城市化进入推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超大特大城市的核心议题正在发展转向，有必要研究新理论和新策略，以具体回答好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更多实施“转向”、“辐射”和“疏解”，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等方向发展迭代。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没有为全球南方城市提供有营养的文明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贡献的论述，恰恰为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在更宽广的“文明”视域内探索新的发展提供了指引。需要重视和反思四个问题：一是在全球化短期失速、长期慢速化新阶段，传统全球互动模式如何演化？高等级的世界城市陷入存量博弈情况下，未来世界城市网络的组成结构和运行逻辑将如何迭代？二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国际功能和传统战略职能都发生重大变化，其新的基本价值逻辑是什么？三是中国与“一带一路”世界的连接是拓展国际大循环的关键增量方向，中国大都市如何通过连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潜力城市，为世界经济提供正外部性？四是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如何从意识根源处理“外向偏好”，切实在理论达成“内向转向”，为中国国内大循环创造增量空间。
在下半场的讨论中，聚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规划与治理这个议题，深圳数据交易所战略负责人陆晓丽、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庞凤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万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明亮、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何艳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陶希东作专题发言，分享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家认为，新时代随着城市发展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规划决策前提和治理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在新征程上，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牵引，需要进一步探讨完善符合中央要求和地方特点的城市空间规划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以及城市治理精细化、标准化、数字化水平。
陆晓丽在题为“公共数据价值释放与城市数字化治理”的发言中，在阐释清楚公共数据的基本概念之后，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数据价值释放情况从数据价值链、数据流通及多种模式、市场化方式使用、面临的壁垒、风险、权属及定价等制度难题进行了探讨。进一步，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及多种地方实践、结合地方案例进行介绍，如杭州征信接点实时调用杭州全市140万户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征信报告，报告内容包含基本信息、经营信息、涉诉信息、负面信息、资质认证信息等五个维度的19项数据；香洲区政府联合珠海市金融工作局搭建“珠海产融平台”，珠海产融平台以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为出发点，推动公共数据面向金融领域的市场化赋能应用，打造企业社保分析公共数据产品；深圳数字交易所联合深圳供电局打造首个电力数据产品—“电力看征信”，构建了一套基于电力数据的企业征信指标，包括用电状态、电费缴纳、用电量、违约行为共4类23项征信指标，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新的维度考察企业信用情况，支撑征信机构开展贷后预警、空壳企业识别、信贷反欺诈、授信辅助等业务。
庞凤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发展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各种渠道。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圳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GEP核算机制，福建省三明市通过林权改革和碳汇交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定量评估较困难，生态产品核算数据不易收集、“进决策、进规划、进项目、进考核”需加强等问题，提出：一是建立统一规范的GEP核算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二是将衡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综合指标、重要生态系统类型的数量和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成效指标等作为约束性强制指标分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三是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政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服务管理水平。
万勇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入手，提出城市发展现代化中城市复兴的命题，认为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需要不断创新路径。近五年来，上海大力推进更新改造的“攻坚战”，各级政府部门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既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既算眼前账更算长远账，统筹各方资源，调动各方力量，破解各类难题，千方百计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实现民生工程的快速破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未来发展中，基于上海过去三十年旧区改造的历程、成效、经验及新时期重点工作的主要特征，宜站高看远，精心编制“两旧一村”改造专项规划和城市更新近期行动方案，有力、有节、有序推进；宜瞻前顾后，审慎制定下一步城市更新政策，统筹兼顾好各方利益；宜探讨将过去在成片改造中的一些做法进行评估后，有选择地转化为“两旧一村”改造和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机制、模式，比如“两次征询”、党建联建等好的制度。同时，还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改革创新，将这些作为上海三十年旧改工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财富传承下去。在此基础上，还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将好的理念和做法发扬光大，争取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掀起另一个三十年的新篇章。
明亮分享了深圳基层社区“韧性治理”的研究，他认为，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变迁，深圳基层社区治理面对独特的社会结构，一方面人口持续增长，保持“年轻活力”，户籍人口比重依然偏低；另一方面社区类型多样，花园小区和“城中村”存在明显差异，社会异质性高，群体需求多元，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基层社区治理需要保持一定的“刚性”。他从基层社区治理的五个维度对深圳、上海、香港三地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一是深圳社区治理架构是管理、自治、服务“三位一体”模式，统筹、协调以及执行能力较强。二是相比上海，深圳行政管理链条更短、管理更扁平，各类行政资源更容易下沉社区；相比深圳、上海，香港缺少基层行政工作力量。三是深圳社区有众多在地化的股份合作公司及网格员、专业社工队伍；上海居民自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能动性更强；香港18个区的“区议会”发挥着力所能及的作用。四是深圳“全域数治”已在基层社区探索应用；上海数字技术也在全面赋能社区治理和服务；香港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应用暂不及国内，正在积极转型。五是深圳加强了城中村综合治理和开展了综合减灾社区创建工作；上海通过规划引领着力构建“市-区-街道（镇、社区）”三级安全体系；香港特区政府则重视安全环境营造。最后，提出提升深圳基础层社区治理能力的六大建议。
何艳维提出民营经济是城市发展风向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力军。她聚焦国内9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以践行“两个健康”、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探讨了如何充分践行“两个健康”，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作出积极贡献。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新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议：一是营造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新生态。单一政策支持不足以涵养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新发展阶段下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一定是城市资源禀赋、政策、产业、科技、人才乃至人文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激发民营市场主体新活力。坚持分类培养、梯度培育、精准支持，推动民营企业竞相成长，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新活力。三是要创造资本赋能发展新优势。充分强化资本要素赋能，积极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续贷难、成本高、融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四是发掘民营经济发展新赛道。紧跟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前瞻未来产业发展布局，不断挖掘民营经济发展新赛道。五是展现民营经济人士新风貌。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之丸”。
陶希东分享了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理论内涵、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的报告。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方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反映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新趋势、新要求看，我国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本源和灵魂，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全面推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安全韧性的现代人类文明城市。为此提出“7个立足”建议：一是立足城市经济社会新发展新变化，改革推动“单项化党建引领”向“系统化党建引领”转变。二是立足深度老龄化、利益诉求多元化，改革推动从“过度行政化治理”向“政社合作共治”转变。三是立足人口规模大、社会不平等凸显，改革推动从“封闭极化型治理”走向“包容共富型治理”转变。四是立足社会流动快速化、经济数字化、融合化发展，改革推动从“碎片化治理”向“整体性治理”转变。五是立足城市全领域的深度数字化转型，推动改革从“传统经验治理”向“数字智慧治理”转变。六是立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总体要求，推动改革从“自上而下的机关化评价”向“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转变。七十立足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推动从“偏法弱德型治理”向“德治为先的情感治理”转变。
在论坛闭幕总结中，干春晖指出，在这次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全面、深入、透彻、务实的沟通交流和思想碰撞，形成很多新观点、新思路、新对策，形成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各种有益的启发。这是二十大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沪津深”三城论坛，本届论坛涉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三城发展实践”主题和相关议题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三个重要经济区域的三家智库的专家学者深入开展交流和研讨，也正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务实行动。本届论坛以各单位科研骨干为主，也有更多知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工作实践，围绕本届论坛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同时还有诸多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他们代表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一代气象，充分展示高端智库青年学者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