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研究领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本身直接关于城市的论述篇章并不多，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却出现了一大批自认马克思主义者的知名西方城市研究学者。这些人被西方理论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研究尤其是空间理论，成为城市领域改革的主要源泉。
事实上，尽管直接论述不多，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城市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发展学说的过程中，对城市历史、地位、问题、生态、方式、关系、未来等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刻的考察和研究，其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是人们活动的汇聚点，是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军事组织方式的产物，包含着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存在物，是人类的关系本质及其自然属性的证据。城市形成的过程是人不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进行现实化设定的表现。城市存在的意义始终在于满足人们联系和生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没有关于“空间”的探讨，而是重点关注在资本环境下的空间整合，如何受到商品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影响。
那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呢？
新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以下简称《论述》）集中了习近平同志从2012年11月-2022年12月期间关于城市工作的300段论述，作为党和政府对中国40多年来城镇化发展实践经验的表述，集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目标、阶段、主体、关系、态度、范畴、核心、策略和实现路径，尤其是存在的问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的核心是人，是市民。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5亿人；我国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3个，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81年的7000平方公里增加到2014年的49000平方公里。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达到2100万人，比欧洲一个中等国家总人口还要多。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有10.64%，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是17.92%，2020年达到63.89%，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权威数据，过去十年“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最新“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可见中国城镇化的惊人发展速度。在看得见的将来，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将生活在城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城市对于人类来说，已成为主要居所。因此，城市的建设和治理分外重要。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建设，无论是在城市思想、城市规划，还是城市设计、城市营造上，很大程度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潮的影响，没有这种借鉴和学习，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中国的城镇化也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和时代责任。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城市发展之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体化和城市全生命周期管理。《论述》指出，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会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城市发展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阶段。三是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城市管理能力等不能适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各种城市病有可能集中爆发。四是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对城市社会结构将造成较大冲击，社会矛盾触点多，难点低，容易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五是城市发展方式不足将逐步显现，边际效应递减，而资源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不断递增，迫切需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五个统筹和五个特点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所存在的阶段性困难和改善方法。为此，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中央和地方两大关系。
《论述》还具体概括了十大“城市病”：一是在规划建设指导思想上重外延轻内涵、发展方式粗放，盲目追求规模扩张，新城新区层出不穷，大拆大建常年不断。二是一些城市规划前瞻性、严肃性、强制性、公开性不够，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取代法治，动辄“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违法违规干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一任书记一座城，一个市长一新区”现象。三是一些城市越建越大、越建越漂亮，但居民上学、看病、养老越来越难，群众生活越来越不方便。四是相当数量的城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出行难、停车难、垃圾围城等城市病突出，且呈蔓延加剧态势。五是绝大多数城市没有完整准确的地下管线数据，许多城市平时缺水，每逢大雨“城中看海”。六是一些城市一边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边是棚户区、城中村破败低矮。七是一些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丛生，一些奇形怪状建筑拔地而起，个别城市甚至成了外国设计师“奇思妙想”的试验场。八是火灾、爆炸、垮塌等安全事故频发，老百姓生活不踏实。九是不少城市大量进城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十是有的城市管理人员不依法办事，选择性执法、粗暴执法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影响很坏。应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提出极具针对性，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
《论述》从党的领导、建设主体、社会治理、城乡格局、城市规划、空间布局，到用地结构、户籍制度、财税政策；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城市发展理念到都市圈和城市群集约高效发展、人口密度、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旧区改造、城市边界、管理人才、建筑质量、甚至地下空间的利用等内容都有涉略。城市研究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国际经验借鉴，诸如美国城市规划协会提出的城市精明增长理念、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和花园城市协会实践、起源于欧洲的“紧凑城市”、起源于传媒领域的“智慧城市”，都值得深入研究借鉴。二是要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城市智慧，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蕴藏着极为丰富且极具智慧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技术方法。周代就形成了营城制度，把城邑总体布局纳入礼制轨道，形成特有的空间秩序。中国建筑同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并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时至今日，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思想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论述》还谈及一些政策导向：如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一千万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五百万以上），人口密度总体偏高，北京、上海主城区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二万人以上，东京和纽约只有一万三千人左右。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此外，《论述》还强调了城市规划的引领作用，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城市开发强度，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理性，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加快建立城市工作行政问责制度，健全社会公众满意评价和第三方考评机制等。
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城镇化问题不容小觑。因为一旦进入困境，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正确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既然是自然历史过程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我们就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之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
来源：上观新闻 2023-04-13
作者：徐锦江，上海社科院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