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上海而言，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要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布局的要义及其功能，统筹强化科技、教育、人才支撑，让高质量教育、高素质人才、高水平科技创新相互贯通、相互协同，更有力地加强科技与教育、人才的协同。
网络变革
新形势下，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规模化投入普遍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创新驱动的本质，就是人才驱动。
在反思与克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掠夺性、攻击性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占有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为第一资源、创新为第一动力，依托各类才智的充分发挥，弥补自然资源等客体性禀赋不足的约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重大区别。
当前，人类正处于互联网时代，衍生了一系列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基于全球网络空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层层叠加、环环相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之欲出。它不仅将深度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还会改变近现代西方教育范式与全球教育资源配置格局，进而影响到全球创新资源的版图划分乃至各国命运。
由此，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基本范式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同时，具备一定创新潜质和能力的新型科技人才成为创新要素的主要载体和关键资源，成为国家间激烈争夺的主要标的。
基于教育与科技发展范式改变，全球知识网络的形成与变革过程兼具竞争性、融合性。基于全球知识网络的虚拟互联、多点突破、多向传导，正在改变“学术—教育—研发”资源和成果的梯次式空间分布，以及基于物理介质的传播路径。
全球知识网络不仅使各个网络节点、知识介质之间无法彻底“断裂”“脱钩”或者“分离”，而且无须继续遵循“核心—半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传导机理。这不仅会影响科技资源和产业优势的空间分布，还关系到传统教育与知识优势的存续问题。
政策路径
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应用场景和人才队伍，是各类人才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上海集聚了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较为深厚的科技积淀，在全球主要城市比拼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下一步，应当进一步释放大科学设施、科技人才梯队、高科技产业规模、政府统合能力等方面的潜力与优势。
第一，准确把握统筹科技、教育、人才的深邃历史眼光与战略思维。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具象化到上海市级层面，就是围绕科创中心建设的需求、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竞争，逐步形成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比较优势，顺应世界“教育—科技—人才”中心向东转移的历史大势。
同时，统筹考虑、协同推进教育转型、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层级，自主培育更多高层次人才，包括顶尖级科学家、战略科学家等，从而以地方实践回答好“钱学森之问”。
第二，认真总结科技、教育、人才互动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并对其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提炼。
作为最早提出建设人才高地的城市，上海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基础上，顺应产业国际化发展需要，及时启动两轮“万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相继推出一系列人才计划，较早形成了多元参与、协力推进的“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格局，较早形成了较为市场化、透明化、规范化的引育体制机制，在人才强国雁阵格局中“头雁效应”日益显著。
特别是，形成了一批世界级的人才事业平台，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优秀人才队伍，体制层面持续调整与优化，机制层面多向协同，引育方式方法不断创新，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逐步运用，国际国内市场有序衔接，人才工程梯次式推进。
第三，把握科创中心建设对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的特殊要求。
一是引领性。要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采取一系列非常规措施，形成一套具有引领性的政策举措及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征的人才培养举措，彰显上海的独特功能与角色。特别是，要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抓住科研范式深刻变革的机遇，强化全过程创新，完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发挥市场在创新要素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二是战略性。瞄准重大科技领域和前沿学科，发挥科技创新中的战略谋划与政策探索功能，培养造就、吸引集聚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和战略科技人才；围绕创新链提升人才的高度、宽度和厚度，持续面向全球招才引智，让各类人才干事创业有平台。
三是自主性。这需要妥善处理几组关系：一是人才引进与本地人才培养的关系；二是教育转型、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人才成长的关系；三是外籍人才、海归人才与本土人才的关系；四是不同层级人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与青年拔尖人才的关系；五是新型科技人才与传统科技人才的关系；六是科技人才与非科技人才的关系。
第四，正视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科技、教育、人才的发展均带有信息科技革命的新内涵。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也必然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及其理念之上，具有高度联动、跨界融通、协同发展等新特质。
在剖析现有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时，要以实际需求为导向，遵循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演进规律与总体方向，重点回答几个问题：一是科技、教育、人才制度是否属于开放型制度，亦即是否需要进行自我松绑？二是科技、教育、人才政策形成的动机与动力是否相同，亦即如何防止部门本位主义？三是同一层级政策设计过程中的三类部门（机构）之间是否联动，亦即是否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部署一致？四是政策评估与绩效考核是否带有事务主义倾向，亦即能否将长远战略目标与当前的实际工作任务有机衔接？
第五，面向美国、德国等西方大国以及以色列、新加坡、瑞士等关键小国的发展经验，系统梳理促进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的主要经验。
历史上，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的变迁规律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方向高度重合。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先后在南欧、中西欧、北美地区出现了数个高等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和人才集聚地。
近年来，全球人才流向与流量改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东亚地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上升，正在形成一系列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科学中心、教育中心和人才集聚地。这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途径。
上海在发展过程中，应当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有效举措，包括美国、德国的成功经验以及以色列、新加坡、瑞士的独特做法；同时，还可深刻反思苏联在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方面的失败教训，等等。
第六，根据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的时空方位和目标定位，树立“大科学观—大教育观—大人才观”。
与传统科技人才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所需的新型科技人才具有能力结构多元化、职业周期短、知识更新快、流动性强、追求动态价值等特征，并因“知识—能力”结构的社会化特征，而倒逼传统教育范式转型。
新形势下，人才的内涵与外延深刻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和成长路径也随之改变。客体性教育有望逐步转化为主体性教育，并通过受教育者的非参与式观察、沉浸式体验等，将“干中学”提升到更高层次，真正实现教育的社会化与全流程。由此相应形成的才智资源、创新潜能，具有传统创新资源不具备的新特征，包括主体性强、流动性强、渗透性强等。
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的进程中，要以“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率先突破为使命，以基础性、原创性研究能力提升为目标，基于大科学观、大教育观、大人才观，打造更加优良的大科学、大教育、大人才生态。
第七，从管理体制、协调机制、评价机制、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层面着手，完善科技、教育、人才协同发展的政策思路和工作方式。
一是在管理体制层面，以部门协同为核心，优化传统架构，切实贯彻创新驱动发展理念，打造有利于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现代创新治理体系。
二是在工作机制层面，通过加快实现国际国内教育及人才市场对接，进一步提升人才流量与辐射力。要以实施国家战略科技任务为牵引，加大布局、加强攻关，争取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尽快形成突破，抢占更多前沿和未来领域。
三是在技术手段层面，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度协同。
四是在人才生态层面，紧扣产学研一体化、全要素投入与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真正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生态。
来源：解放日报 日期：2023-01-17
作者：高子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