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分子与分母，经济效益与劳动者被分置于分数线两端，由此产生的便是劳动生产率。今年上海两会上，政协委员们纷纷聚焦如何提升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就得把握质与量的关系。”现代化国家或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自身劳动生产率不断跃升的过程，也是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应通过科技创新等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从而让“分子”更大；另一方面，要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使得“分母”更小。
“分子”更大，数字化赋能制造业加速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为了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孙立行委员在研究中发现，近年来，评价产业或企业的标准，不仅仅在于单一的“数字”，更要看“比率”。
在他看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拉动经济效益提升已成为过去，这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以保证产业升级，从而使得在劳动力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升产出效益。而依靠科技创新所推出的优质产品，更能与当前市场需求适配。孙立行认为，从长远看，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助于上海企业更好“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尤其是在制造业，科技创新有助于让‘微笑曲线’从凹形变成凸形，也就是智能制造更有价值”。
从工厂奠基到第一辆车交付仅用时11个月，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特斯拉速度”。孙立行认为，这是助力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范本”之一。“更加智能化与自动化的生产工厂，让流水线跑出‘加速度’，上海传统制造业要积极拥抱新技术”。
在孙立行今年递交的联名提案《关于加快数字化赋能，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建议》中，他提到，现阶段上海制造业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复杂，缺乏长远的统筹计划，从而使得数字化进程较为缓慢。“企业可以从核心业务或效果提升较显著的项目入手，分步骤有序推进数字化进程”。
数字化赋能，不能光靠一己之力，更需要打通全产业链。孙立行建议，政府应该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IT服务企业开发标准化、通用型工业软件产品，同时由政府牵头，强化高校、科研院所与制造型企业合作，形成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官产学研用”充分结合的生态体系。
“分母”更小，高技能人才助推生产率提升
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劳动者与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生产资料等其他因素相匹配，更需要多元化的劳动者内部结构，普通劳动者、高文化水平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缺一不可。
以上汽集团为例，2020年到2021年之间，在职员工数增长9.7%，其中，研究生员工数增长3.2%，大学本科增长10.8%，大专及以下增长12%。在杨蓉委员看来，这恰恰说明当前企业最紧缺的是普通劳动者。“而这群人掌握了更多技术、提高了文化水平之后，将带动整体劳动力提升，1个人增能为1.5个人”。
从事数据工作多年的杨蓉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高技能人才需求量很大，但供给却“跟不上”。相关调查显示，到2025年，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到3000万人。目前，上海中职平均在校生不足1800人，且有逐年下降趋势；高职院校规模、财政投入偏弱；职业本科院校仅剩下一所。“作为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重要发源地的上海，要担负起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责任”。
在杨蓉递交的《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升上海城市劳动生产率》提案中，她建议鼓励优质高职院校申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重点建设一到两所高水平、示范性的产业技术大学。同时，对接上海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打造区域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立对应高职、职本和专业学位研究生3个层次的初、中、高三级现代学徒制，打造一支以高层次企业师傅与双师型教师构成的“双元”师资队伍。“还可以将产业工人的在职教育纳入到高职百万扩招计划，试点推行职业教育券制度，为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提供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