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全国第十二本首版首印《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题字，是何人所书，一直有争论。本文考证认为该题赠者为陈独秀，赠送书籍时间有可能是1920年9月。
2020年6月30日，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发现全国第十二本，上海第五本首版首印《共产党宣言》，引起全国主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2021年3月，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委托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封面左上角的“敬贈 岫廬先生”六个字为何人所书。经过半年多的资料查阅和精心比对，《鉴定意见书》认定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虽然查阅两人年谱，均未见到陈独秀向王云五（号岫庐）赠送这本书的记载，但是，从多方信息考证下来，本文推定该本《共产党宣言》是在1920年9月左右，由陈独秀亲笔题赠王云五的。
《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完成后，确实有陈独秀向学术界或同人赠书的记录。比如1920年9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四版上，载有一则北大图书馆发布的校内公告：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
本馆兹承陈先生惠赠小册《共产党宣言》一册，《人皆须要劳动为重》一册，《同盟事业意见书》一册，《社会星》一份，特此声谢。
据彭晓亮先生推断，这位“陈先生”应是陈独秀。
因最初印数仅一千册，出现一书难求的局面，读者写信询问者甚多。于是，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觉悟》刊载沈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的话。
一、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玄庐）
上面两则信息不仅印证了陈独秀向外捐书的事实，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一是陈独秀把书赠给了一些人，可能包括王云五在内。二是陈望道翻译了全书书稿，陈独秀为主要校对人之一，只是没有署名而已。三是校对稿没有再返还给陈望道，而是直接把稿子交给了印刷所。四是受赠的均为首版首印本，一些错讹之处，比如封面上书名错误等，这应是随即印行第二版蓝印本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陈望道赠给王云五的可能性不大呢？这是与陈望道在本书问世中的角色有关——他只负责翻译，其他的环节并未参与。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诞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关键人物，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是翻译的动议者，陈望道是主译者，陈独秀和李汉俊是校对者，维经斯基是印行资助者。各人分工不同，承担任务也不一样。
从这里我们还看到相关时间节点，1920年2月，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4月翻译完成，5—7月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8月印刷完成。当然，译者陈望道、校对者李汉俊、发起人戴季陶等，都应该会拿到几本样书。有文章讲述陈望道向鲁迅赠书故事，应该缘于此。不过，他们手里应该都没有陈独秀那里多，陈独秀应是首版首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赠书人，北大图书馆、沈玄庐以及王云五的书，均来自陈独秀这里。
赠书时间最可能在9月份
本文认为，陈独秀赠书王云五的时间在1920年9—10月，最有可能是9月。
王云五与陈独秀之间应该有较多的交集，目前找到最直接的证据，是王云五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1920年11月1日）杂志刊登“《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出版了”的广告。随后又连续刊登六期。
本文由此推论，赠书时间应该是9—10月份，最有可能是9月份。主要依据就是王云五《岫庐公民丛书》第二期广告是在11月1日刊出的。有文章认为，在陈独秀12月赴粤后、陈望道接手《新青年》八卷5号前，由后者将该书赠送给王云五。本文认为该论据并不充分，因为5号出版时间是1921年1月1日，在此之前《岫庐公民丛书》已经在《新青年》做了两次广告了。而且，如果是12月份赠送的话，那时候蓝印本也应印出，陈望道该赠送蓝印本，而不大可能赠送有错误的红印本。
用“敬赠”字样却未署名事出有因
有人认为，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王云五生于1888年，前者比后者大九岁，年长者不大可能对年幼者用谦辞“敬”字。陈独秀在1917年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在国内具有较高人气和影响力，而王云五仅是 “个体出版商”，陈独秀犯不着对一个商人用“敬”字。实际上，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
王云五年龄确实比陈独秀小，但是，年龄向来就不是受尊敬的唯一因素，在文化学术界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当时王云五虽然是一个私人书商，却不仅仅是一个书商。他1907年春就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其政治和学术履历与陈独秀相比各有千秋。1917年去京谋官未果后，才回沪从事图书编译出版工作。
如果不是年龄和资历，那促使陈独秀用了“敬”字的，就是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独秀尊敬王云五当时救国图存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贡献。二是陈独秀作为新生政党负责人对王云五的尊敬。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年龄虽然比王云五大，但是，他表示一定的谦虚，将这本工人阶级的“圣经”“敬赠”给王云五未尝不可。
至于为什么没有署名，本文认为，也许陈独秀认为，这本书是当时党组织集体协作才得以付梓的。也许同时认为他只是校对者，书上未署名，签赠时候署名不合适。陈独秀选择紧贴图书左上角写，写完六个字之后，没空间再写赠书人姓名和日期，从而避开了签名的尴尬。无论怎样，结果是王云五拿到了一本没有署名的题赠本。
综上所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这本《共产党宣言》封面上的题赠者应是陈独秀，而最有可能的赠书时间是1920年9月。
来源：党史镜报 2022-12-09
作者：钱运春，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