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中国学研究所成立至今已整十周年。按惯例，逢五逢十总得庆祝一番，中国学所当然也不想免俗。去年10月忙完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后，稍作将息，即开始转入筹划十周年所庆。11月23日，沈桂龙所长召集全所大会集议所庆事宜，大家一致认为以文字共同记录和见证研究所的成长，是一种更好的纪念方式，于是而有编两本书作为献礼的动议：一本为忆文集，由全体同仁各自的点滴记忆汇聚而成；另一本为中国学论文集，选录同仁历年所撰中国学或与中国学相关的论文，人各一篇。前者由桂龙所长负责，后者委我承乏。此议既定，得到全体同仁和本所部分博硕士生的热情响应，到今年6月底，稿件陆续收齐，而后编辑成书，交付出版。这就是《十年树木——中国学所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和这本《以中国为方法——中国学所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的由来。
这本论文集取名“以中国为方法”，源自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沟口是日本最具原创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之一，他在这本论集中提出的“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主张，其实也是贯穿于他一生的中国学著述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旨在全面解构日本知识界乃至日本社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认识论偏见，即在分析中国的时候避免套用（或反用）西方的话语，使中国研究屈从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真正“具有多元格局的多样性世界”（孙歌语）。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沟口的这一认识论主张虽系针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历史和现状有感而发，但对中国学界而言亦不啻是一剂药方。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学界伴随欧风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学的流行，中西之学一变而为新旧之学，扬新抑旧，甚至崇新贬旧，已然成为一种时潮与思潮，中国学界由此进入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带有某种支配性的解释模式，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式。这种解释模式，以及由这种模式内化而来的思维定式，从根本上制约了本土中国研究的气象、格局和内在景深。近年来，这种状况虽已有明显改观，但如何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不失自我，始终保持一种自主的思考和判断，破除海外中国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年来逐渐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的一元论想象，构建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并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彰显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的解释框架，仍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课题。就此而言，这本论文集可视为中国学所全体同仁对这个课题所做的一种回应。
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海外中国学”，共辑入18篇论文，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最新的前沿动态做出不同程度的梳理和反思，其中有对世界中国学概念的辨析，有对海外中国学发展脉络的勾勒，有对海外中国研究最新前沿动态的追踪，还有对西方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的批驳，等等；中篇“本土中国学”，收录13篇论文，则从各自的专业出发对中国历史及当下实践展开学理探索，有全局性的审视，也有典型个案的剖析，这些审视和剖析大都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又展现出一种世界的视野；下篇“书刊评论”，共辑录7篇文章，内有对北美期刊中有关中国议题讨论的检讨，有中国学经典文本的重读，也有对海外中国研究新著的评议等。由于成书的仓促，坦率地讲，这些研究不免有些参差不齐，远谈不上完美，但大家的心意是共同的，就是为十周年所庆献上自己的一份礼物。
跟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相比，中国学所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研究所。这里的“特别”，不仅指它是社科院最年轻且规模最小的一个研究所，更是指它所肩负的责任。中国学所系依托世界中国学论坛而设，因此它首先肩负“办会”的责任，会务复杂而繁重。十年来，中国学所成功承办了两年一度的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第五届至第九届），目前正在筹备第十届世界中国学论坛。2015年世界中国学论坛组委会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海外分论坛，中国学所又先后承办了美国分论坛（纽约/亚特兰大）、东亚分论坛（韩国首尔）、欧洲分论坛（德国柏林）和拉美分论坛（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16年起，中国学所又开始承办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每年1至2期），已先后承办了5期研修班，每期为期三周。受疫情影响，2020年起暂时停办至今。在论坛举办和青汉班开班期间及前后，中国学所几乎是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圆满完成每届中国学论坛和每期青汉班的承办任务。可能因为中国学所常常为会务忙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以至于有人一直把它视为专门为办会而设的研究所。
中国学所当然不是专门为办会而设，早在筹建之初就明确，中国学所要为世界中国学论坛提供学术支撑，肩负中国学学科建设和中国学重点智库建设的双重使命。因此，中国学所成立以来，在承办世界中国学论坛和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的同时，始终坚持“科研立所”方向，致力于世界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和世界中国学重点智库建设。十年来，先后出版相关著作和译著65部，其中《海外中国学书目提要》5种，《世界中国学研究丛书》8种，《世界中国学论坛实录》系列及相关编著8种，专著23种，译著21种。此外，还编辑出版《中国学》集刊9辑，编印《世界中国学论坛专报》近千期，《海外中国观察》11期，《海外中国学舆情》28期。其中有不少论著如梅俊杰所著《贸易与富强——英美崛起的历史真相》、王战和褚艳红合著的《世界中国学概论》，以及王震主译的《统治史》等等，在学界都深具影响力。以中国学所现有的规模和条件，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绝非易事！
《庄子》有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国学所成立时不足十人，到目前也仅20人，规模小，空间局促，办公条件有限，说“作始也简”并不为过。“其将毕也必巨”，则有待于中国学所全体同仁在新的起点上接续努力。
2022年9月30日
来源：人民日报·思想界 2022-12-01
作者：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