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逐渐打破数百年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破”与“立”成为百年变局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国际体系多极化、非西方化的趋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对现行机制的代表性、有效性等问题提出新要求、新思路；另一方面，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阻碍了世界各国携手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加剧了全球治理的赤字与失灵现象，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剧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带来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与完善，如何推动人类实现更好发展成为亟待思考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现象”凸显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迫切需求
建立于二战之后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当前全球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在多极化趋势的推动下，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一再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多重挑战，几百年来首次呈现颓势。与之相反的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呈现群体性崛起的趋势，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强劲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的权力重心逐步东移。以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自身突出的表现突破了“中心—边缘”体系的划分，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的出现同样反映出新兴国家对推进国际体系多极化、全球治理民主化等方面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主席通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赤字对百年变局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行高度概括。尤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传播、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现实问题不仅亟待实现全球携手合作，其影响还将外溢至经济发展、贸易往来、非传统安全等诸多其他领域，加大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等领域的治理难度。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背景下，成因错综复杂、影响相互叠加的诸多新挑战使得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日益增强，其自身的局限性也进一步增加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
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暴露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困境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下，现代信息技术、制造技术与运输技术构成了全球价值链，继而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三者的有序互动构成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继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然而近年来，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动力不断减弱，多边主义原则不断受到冲击，在旧的世界秩序亟待重塑而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之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在地缘政治博弈、右翼政党上台、疫情政治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一股“逆全球化”思潮。由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所导致的人员流动、货物流动、资本流动放缓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双方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又在“逆全球化”思潮及科技迅速迭代发展的影响下被进一步放大，全球治理体系本身所面临的多重制度困境也愈发显著：第一，新兴议题领域全球治理规则缺位问题，如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过程中的全球性风险管控，网络空间安全中的跨国合作，探索太空、极地等领域的规则制定等；第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领导力缺位问题，如美国接连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等行为，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或不能继续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现实困境；第三，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不足问题，如进一步对IMF、WTO等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上述国际组织与多边合作机制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破解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民主赤字问题；第四，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不足问题，如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国内政治博弈导致《巴黎协定》框架下以自主贡献替代刚性责任的治理机制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世界发展方向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中国理念，是积极应对全球化发展困境的中国智慧，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如，逐步促成新安全观形成，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建立起有别于西方同盟体系的新型安全合作关系；成功推动RCEP签署，为打造亚太地区高水平经贸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消除绝对贫困，为全球发展和减贫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抗疫合作，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和疫苗公共产品。
第一，以多边主义作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原则。2021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以“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要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要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勾勒出“21世纪的多边主义”的雏形，也以此作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在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建设，进一步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应对全球治理赤字相结合，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价值理念。
第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共识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身即是中国针对全球化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提供的一种价值倡议，先后被写入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等不同层面的决议及文件之中，使之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性理念。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陷入困境之际，中国结合自身发展道路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实践，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应对全球化发展放缓、失衡等问题，主张以创新激发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以加强应对全球化困境的能力，以绿色引领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开放应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以共享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
第三，以差异化的方案倡议应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多元挑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针对不同层面、不同区域、不同领域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倡议。首先，在全球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方案、重要载体和必由之路，两者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共建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也得以依托相关制度设计、机制建设、合作项目等渠道走深走实。其次，在地区层面，中国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指导思想，既推动了中俄、中巴、中哈等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推动了周边、亚太、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最后，在全球治理热点议题和重要领域，中国还结合具体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命运共同体”倡议，包括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提高全球卫生治理效能，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推动全球网络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建立基于维护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海洋治理新秩序，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以全面持续提升全球核安全水平等。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全球化发展进程调整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为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11月14日
作者：田艺琼，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