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我深深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自我革命的高度重视和决心意志。该书第二十一部分的标题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凸显自我革命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那就是“人民监督”，“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基因优势，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方式和必由之路。习近平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自我革命是贯彻党的性质宗旨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必胜信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具有与生俱来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从而把党的性质宗旨贯彻好落实好实现好，把党的性质宗旨的政治优势不断转化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政治成果和治理效能。
自我革命是实现党的初心使命的必由之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不仅有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而且这种初心使命还具有伟大和高尚的品格，具有显著的人民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利益写在党的旗帜上，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外，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党具有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通过自我革命提高党推进社会革命的能力，把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并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
自我革命是践行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中国精神相结合、与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最本质的特征是革命精神，其内在地包含了自我革命精神与社会革命精神，并具体表现为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发展的党的精神谱系。自我革命是践行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是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必由之路和政治要求，是党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内在动力和政治保障。
二、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决心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自我革命不是口号、也不是一时兴起的短暂运动，而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永恒命题，自我革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可以推动自我革命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提高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和效能。
党内法规是自我革命的重要依托，必须站在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党的自我革命需要通过有效途径加以推进，而党内法规正是这样一种装置。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依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旨在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依规治党、自我革命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和提高党自我革命的自觉和效能。作为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托，党内法规体现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起到了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制度保障作用。
把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党内法规，必须以自我革命的使命感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效能。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助于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把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把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到立规执规和执纪问责等党内法规运行的“全生命周期”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党内法规对自我革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把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党内法规可以彰显党内法规的价值和正当性，增强党内法规助益党建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提高党内法规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定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不断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新时代必须通过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制度治党的能力和水平，才能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不断推向前进。通过伟大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伤、去腐生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党始终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引领、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段占朝，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