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吴海勇博士新著《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一书以非虚构写作之纪实手法记述了1921至1933年间中共中央的组织运作、重要决策及其在上海策动重大运动、指导全国革命等重大事件。他充分运用各类档案资料、回忆录、日记、年谱、报刊等多元史料，并注意各类资料之间的相互印证，兼顾党史的学术性与文学的通俗性，既重视考据、史料翔实，又具备较强可读性。
全书有两个“题眼”，一为“钟英”，一为“上海”。“钟英”，谐音“中央”，由毛泽东亲笔签署。这是中共一大后党中央在上海指导中国革命使用的代称，为的是保障党内讯息传递尤其是书信往来之隐秘安全。20世纪20年代，茅盾就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央联络员”，凡寄送往中共中央局的函件，统一由他接收，汇总后再转送；若外埠同志来上海联系中共中央局，也先找他，经核对身份并报告后，党组织再派人接洽。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钟英”这一极具象征性的词语作为全书的标题，点出了传递沟通在党的组织、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
另一个题眼“上海”，不仅仅点明了事件的发生地，而且将“革命为什么萌发于上海”的近期学界热点进一步推进到“早期中共中央为何驻扎上海”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上海？历史上，中共中央三度搬离上海，但随之又很快迁回上海，以上海为“最为合适的”中央驻扎地形成了党内共识。尽管没有政权，没有独立武装，但是，上海是可以安身、活动的一个基地。即便自1933年中共中央迁离上海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正如熊月之所总结的上海红色DNA的六大要素：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路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讯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传统的、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城市的特点，进行长期活动，包括一大、二大、四大，以及八次中央会议。上海的城市性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基础性、依托性的功能。
另外，作者在处理“历史过失”这一敏感命题时，使用“唯物辩证”之视角，写人物“过失”的同时，也点明其功绩；评判功过时，也梳理正谬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关联。比如，李立三推行“左”倾冒进错误时，也推动了左联的成立以及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的发端。再如，李立三正是将五卅运动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四五年后，才造成“左”倾冒进的后果。而瞿秋白等的“左”倾盲动错误，既有在大革命失败情况下扭转悲观观念之必要，又因“路径依赖”而对革命形势过度乐观之误判，强令全国总暴动，从而招致严重挫折。如此知人论世显示了作者“同情之理解”的史家胸怀，而这样“回到历史现场”的写法和视角，也避免了“目的论”之固有视角，不从结果推断历史的走向，力图还原历史的复杂性。
在6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表示，将重点围绕1921年至1933年党中央在沪12年这段红色历史，构建大联动、多维度、立体式的传承弘扬工作格局，让城市记忆更好延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钟英：中共中央在上海（1921-1933）》一书既是上海党史研究的重大新进展，也必会为联动、立体的传承工作提供历史依据和智力支持。
（董倩，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