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正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7月3日，筹建数年之久的中国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发展文博事业，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古今中外，博物馆亦为人类提供了一处“汲古为新”的时空殿堂，回溯历史，启迪未来。
启蒙民众之重要机关
中国具有深厚的博物传统，不仅见于“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教化理念，亦寓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追求之中。
“博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中，用来形容人的博闻多识。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有山川地理、轶闻传说、奇珍异物等，内容包罗万象，堪称古代博物思想的代表之作。
中国古人的博物之好，还体现在对文物的收集与保存上。商周时期，就将珍宝收集于王室，并设专职官员管理。孔子去世后，鲁国君主将曲阜阙里孔子故居改建为庙堂，陈列孔子故物，供人参观瞻仰。司马迁就曾“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又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
此后，历代宫廷都有文物集藏之所。汉朝的珍贵典籍文物收藏在“天禄”“石渠”“兰台”之中，后世之“天禄琳琅”“石渠宝笈”即源自于此。
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也涌现出众多的收藏家。他们不但鉴赏把玩，还积极加以研究，编撰金石图录。但这些馆舍收藏，总体上为人物纪念性质，深处内府，公开程度有限。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主要源自西方。美国学者乔治·布朗·古德说：“博物馆者，非古董者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是启蒙民众之重要机关。”这深刻反映出博物馆的现代使命与愿景。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这一评价不仅局限于哲学畛域，还可由他在博物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得以证明。亚历山大大帝纵横欧亚非大陆之时，会把掠夺、占有的许多珍贵艺术品和各种动物带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整理。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根据收藏的实物和标本进行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在对诸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自然的系统性知识。
比如，在《动物志》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试图依照胚胎、生活、食物等一系列标准对动物进行分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来关于生物分类法的思想，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博物研究。
在西方世界，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一世、托勒密二世建立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可以说最负盛名。与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旨在搜集当时已知的所有古希腊图书目标相仿，这个博物馆的一大目的是汇聚当时研究古希腊文化的杰出学者。
史料记载，亚历山大博物馆里面有一条公共通道，一个带座位的敞开式谈话间，还有一间大餐室，“学者可在此共同用餐”。这些人不仅共享财产，还有一位祭司负责管理整个博物馆。看上去，它更类似于今天各国官方设立的科研院所。
亚历山大博物馆对西方古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托勒密王朝时代，它以科学和文学研究著称；在公元2世纪，它以新修辞学闻名；到了公元3世纪，博物馆成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
“关系于历史学术者甚巨”
一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符合近代标准的博物馆，是1683年向公众开放的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它的建立归因于收藏家阿什莫尔把具有异域风情的全部个人收藏捐献给牛津大学，以此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材料与场地。
闻名于世的大英博物馆，最初是在汉斯·斯隆爵士的私人藏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在遗嘱附件中表示，这座收藏馆，将不时欢迎具有参观、欣赏之渴望的人到访，满足其好奇求知之欲，增进所有人的学识与新知。
马克思与大英博物馆有一段不解之缘。1850年至1878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连续注册读者证，开始了密集的读书、写作与研究。利用这里丰富的图书收藏，加之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深刻洞见与深入思考，马克思最终写出了彪炳史册的巨著《资本论》。
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也经历了一个摆脱私人属性、获得公共属性的过程。最初建成时，它主要用来存放法国王室的档案和奇珍异宝。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民要求将卢浮宫内藏品对外开放的呼声日益强烈。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将卢浮宫改为国立艺术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轫，同样受到近代西方博物馆观念的影响。1905年，张謇向朝廷提出建议，要求建立博物馆，并开放历代宫廷藏品向国人展出。提议未果之后，张謇遂自行筹办并于同年建立了南通博物苑。
1911年，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国人开始摸索建立新的国家构架、社会构架，包括建立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图书馆、学校、新闻出版机构等。
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在清朝国子监旧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建并直接管理的国家博物馆。
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记载了自己为历史博物馆勘选馆址时的事情。之所以如此选址，主要是考虑到“国子监旧署，毗连孔庙，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学所用器具等，亦均足为稽古之资，实与历史博物馆性质相近”，并“在前清迭经儒臣考订，宏此规模，关系于历史学术者甚巨”。
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
与传统博物馆主要是保存物件、展出物件不同，现代博物馆进一步肩负起教育功能，以增强历史自觉、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
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必须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工作，“逐步地改善博物馆一些必要的条件”，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这属于新中国在首都进行的第一批重大公共建筑项目。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与天安门呈“品”字形分布，天安门广场的基本格局由此确定下来。
1959年10月起，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分别举办《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等预展。建馆布置陈列期间，全国77个单位支援了文物，33个单位支援了人力。几乎所有知名的历史、考古、文物专家都参与了筹建工作，如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陈垣、顾颉刚、吴晗、吕振羽等。
博物馆也是展示城市发展脉络、彰显地域文化底蕴的重要窗口。上海博物馆一开始以收藏、展览和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品为重点。在之后的发展中，又日益重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资源。比如，举办“江南文化艺术展”，整合馆藏文物及苏浙皖三地文物资源，讲述江南人文历史，表现江南人物风尚。
2019年7月，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博物院以“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为主题，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良渚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学术界以“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然而，在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中，中美洲玛雅文明没有冶金术，南美洲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理应更加多元化。
走进良渚博物院，可以清晰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系列成果。根据良渚、二里头等都邑性遗址的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文明定义以及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基本形成，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博老专家的回信中所指出的，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博物馆将继续为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与智慧。
来源：解放日报日期：2022-07-26
作者：高桦/吴科杰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