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晖 刘亮：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研究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转化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目前对超大规模经济体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且存在概念不明晰、视角多元和研究对象模糊等问题，迫切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从供给、需求和供求互动的视角出发，系统研究超大规模经济体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并由此提出我国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原有基于劳动力要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需要寻找新的增长优势，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经济增长形成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正成为保障我国未来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我国如何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比较优势，并使其在资源配置和消费投资中发挥基础和关键作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服务我国内外“双循环”的战略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注中国“超级规模”问题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且主要是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城邦国家的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负面影响”予以提出，如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超大规模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这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忽视的重要视角，^①且由于超大规模的社会人口众多和城乡地区差异的巨大，其央地关系、管理体制和社会转型都与人口少和规模小的国家完全不同，因此，用“正常组织社会学”的各种既定标准来勘测“超大规模”组织时存在多种挑战和困难。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了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发现“大国”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小国”无法比拟的内部差异性、内在动力、市场和资源等专业化和规模优势，并因此影响大国的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钱纳里和赛尔昆的研究发现大国在平衡发展、经济结构(体系)和投入－储蓄较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封闭性和政治行政管理困难的劣势。Mohtadi和Kim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市场规模增大能够提高分工，形成内生增长，且市场规模越大小企业越多，多样性越强，选择效应更大，创新者和商业化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越高，研发效率越高，而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指产业附加值或技术含量更高的行业)，市场规模越重要。

国内学者中张培刚教授较早的系统分析了大国经济的特征、难题和发展中的特殊道路。随后，其他学者们分别从大国的含义、类型、标准，大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交易成本和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大国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展开研究。

上述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大国研究的相关理论，但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国际普遍标准的从“小国”到“大国”的“发展中的大国”理论研究，而非成为“大国”后如何继续“大国”自身发展问题的研究，即“大国发展理论”。这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认识“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中国发展问题，而不仅仅是将它视为“国家成长”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性。目前，研究者们已开始研究中国在既定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下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分别从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唯一性、超大规模带来的全国性和多层次性、市场的超大规模消费性、供求的多元化、创新的多样性、动力转化中的多种韧性和空间集聚形成的创新学习和发展外溢性等进行研究。但在核心原理上仍然需要做进一步拓展和挖掘，需要围绕学科和体系建设形成更加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以便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的“大国”问题。

二、超大规模经济体新优势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描述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特征：首先，它在经济体总量上具备“超级大规模”特征，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其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居世界前列，而且是一个经济整体，经济体内部融合度非常高，稳定性强。其次，它拥有一个巨大且统一的内部市场，能够吸引全球范围内的先进生产要素聚集，有利于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它还拥有完备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自身的生产资源和要素禀赋能够使其形成较为完备的生产链和价值链，并形成高质量的经济创造和创新能力。

根据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大国进行界定，我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为“超大规模经济体”除了反映经济总量的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外，市场需求与生产供给、国家竞争力、资源要素禀赋等都应该是界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重要指标。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首先，市场能够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中国进口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14.58%)和日本(18.29%)，上升到17.26%的水平，在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中占比最高。在能源消耗方面，虽然中国在天然气消费量方面占比较低，但也仅次于美国，且煤炭消费超过全球的50%，发电量占全球的27.8%，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在研发支出方面的需求持续增加，国内研发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19%，达318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且增长趋势明显(见表1)。

表1 2019年全球主要大国市场消费情况对比

　　注：(1)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2)2018年数据。

其次，市场能够形成超大规模的生产和供给能力。2020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现价衡量的经济总量达到14.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70.3%，超过日本、德国和英国经济总和。而以PPP衡量的GDP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18.42%，甚至高于美国和日本，说明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嵌入全球市场的深度较强。此外，中国石油供给量在大国中仅次于美国。202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3，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2019年的数据对比见表2)。

表2 2019年全球主要大国生产和供给情况对比

　　注：(1)2018年数据。

再次，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中国在固有资源禀赋如人口和总劳动力等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在一些新经济要素禀赋方面增长迅速，如网络用户、港口码头货柜吞吐量、高科技产品的出口、500强企业数量、粗钢产量、专利申请等都已后来居上，成为全球第一：如网络用户数量是其他所有六个大国之和的1.4倍，货柜吞吐量是其他所有大国之和的1.86倍，粗钢产量是其他所有大国的2.36倍，高科技产品出口量相当于其他所有大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之和——中国这种庞大生产能力形成的资源禀赋和全球竞争力优势是其他“大国”无法比拟的(见表3)。

表3 2019年全球主要大国生产和供给情况对比

　　注：(1)2018年数据；(2)2016年数据。

事实上，当今世界同时具有上述特征的，除了美国和欧共体外很难有其他经济体，但美国在人口规模和制造业产能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欧共体在区域融合度特别是政治融合度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因此，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具有明显独特性特征和优势。这是我们应对国内外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时的最大力量源泉，也是保持稳定的最好的锚。

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需求优势——基于总需求的视角

规模需求能够对一国产出增速产生直接影响，而中国的这种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的市场优势，正是基于其拥有的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经济总量所带来的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形成的内生增长动力，从而对消费和投资形成拉动作用。这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则形成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的双向联动效应，实现经济的多重拉动，进而实现产品和结构升级以及经济稳定增长。

超大规模消费需求对经济要素具有集聚“虹吸效应”。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等特征的内需市场，这个巨大市场也是一种与其他投入要素同等重要的稀缺资源，且这种资源能够像其他要素一样在国际竞争中成为一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部门的总价值就越强，越能形成对各类资源和要素“虹吸效应”，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带来强大需求激励。

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这种超大规模经济是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果，并逐步形成和显现出新的比较优势，这种新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由过去依赖大规模出口形成的外需动力向以增强国内需求拉动为主要特征的动力机制转变，由需求拉动向创新与需求互动模式转变，创新、转型升级和消费升级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一段较长时间内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这个近14亿人口且拥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的统一市场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无法比拟的，其惊人的消费市场对全球消费升级形成巨大促进作用。2020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已经达到54.3%，这表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转换，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不断优化。

超大规模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信心倍增效应”。一方面，超大规模经济体相对于中小型经济体而言，具有更强的内部或外部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跨区域或跨产业的冲击共振效应，因此，更具韧性，更能够有效抑制经济下行，进而形成稳定预期，增强投资信心。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消费需求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泉。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快速大规模需求信息和需求网络能够推动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进而摊薄基础设施投资成本，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成为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超大规模国际经济活动形成“全球竞争先发优势”。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超大规模性就会成为我国的竞争优势，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源泉，还可以通过基于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驱动全球消费创新。这种优势体现在通过国内市场引领全球消费市场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的零售额达到5.07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4.894万亿美元。同时，中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的地位，至2030年，预计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分别有可能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开始引领全球奢侈品潮流，早在2016年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占全球1/3。2019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时尚市场，且在智能消费、电子商务、物联网、移动支付、共享经济、高铁等方面都已经悄然引领全球消费潮流。

四、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生产优势——基于总供给的视角

从生产的视角来看，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完善的专业化分工能够形成更加安全稳固的生产组织关系，并且能带来规模经济，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形成生产端供给侧的新优势。

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形成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优势。由于“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亚当·斯密)，规模与分工有着必然联系，是产生分工的根本动因和条件， “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够形成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完整和专业的产业体系，在区域内部形成相当发达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能够涵盖全球产业链中从低端到中、高端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即当分工越细，规模优势越显著，并由此推动技术细分和技术进步。这种完善的专业化分工体现的产业安全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外溢效应”和“垂直关联效应”非常明显。

在产业和国家安全方面，一个完整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内部应该是具有异质性的，且呈金字塔式分布，即基础层(如能源、矿产和基础原材料)、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金字塔形状的产业结构体系既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也有利于确保一国经济稳定增长(以中端产业的稳定维护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同时能够通过高端产业上的突破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一个国家不能缺少高端产业，否则该国的产业结构很可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过程中被“低端锁定”，该国只能被动地成为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工厂和最终产品倾销地。但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只要高端产业，低端和中端产业是高端产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且持续稳定和成熟的产业确保就业，减少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降低单位成本，让经济发展红利转化为国家安全和社会民生安全红利。

在资源配置方面，规模带来的细分市场可以促进要素充分流动以实现最佳配置。在生产过程中，单个生产主体能够拥有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生产过程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各类资源的配置，这种配置资源的能力往往决定其效益大小。要素流动过程中的成本越低，受到的制约越小，则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强。目前，中国是全球唯一涵盖所有产业生产部门的国家，在全部41个产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生产企业。市场细分还能够带来两方面优势：即分工组合成本优势和空间集聚优势。前者体现为通过分工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间的最优组合和最优生产规模，进而实现成本最小化(主要通过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实现降低总成本的目标)和收益最大化。后者则体现在因分工形成的在相同生产环节和类似产业链上的空间聚集能够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运输成本等，实现纵向和横向的双向协作，更好地发挥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企业的比较优势。

在技术进步方面，规模形成的分工“技术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强化了“干中学”效应，劳动者在同一工作岗位或工序上重复操作，形成长期经验积累使其更容易成为该细分领域的“专家”，更有利于促进劳动行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生产技术技能的改进和创新。同时，分工能够形成“产业链创新”效应，能够将处于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整合起来，在彼此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能够形成企业相互之间的技术创新拉动或推动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这种“技术外溢”不仅体现在产业内或产业间，而且能够跨空间和跨区域进行外溢，从技术发达地区向技术不发达的地区进行外溢，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后发地区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的空间布局方面，规模形成细分的“垂直关联效应”利于推动内部的产业梯度转移。规模带来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分工的“深层垂直专业化效应”。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内分工的细化能够形成生产环节上中间品“贸易”不断增加，跨企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垂直生产与贸易链不断延长，每个企业、产业甚至地区往往可能只参与产品生产的某个或者某几个环节。这种基于规模优势的垂直化专业分工会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细化与扩展，能够在某个或某些环节细化和强化产业链环节或技术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从而从研发和技术创新上单点突破，抢占价值链附加值的高点，推动产业不断向上游价值链突破，实现产品、产业和价值链的全面转型升级，摆脱原有的产业链“低端锁定”的桎梏，实现快速发展和赶超。此外，生产活动的内部空间分布越不均匀的地区增长越快，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差异不亚于几十个国家，东中西部差异、“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这种差异让我国具备了在内部地区间进行产业链垂直分工和转移的先天优势，成为我国应保持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好的锚。

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够通过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形成成本优势。克鲁格曼曾经指出，只有当生产要素和产品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产品的生产成本才会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生产要素构成的规模太小，就难以形成一个产品生产和行业形成的基本规模经济，生产就只能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导致生产成本的长期居高不下。一方面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规模集群优势能够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如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水平、降低资本进入成本和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且这种集群效应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并形成长期且持久影响。此外，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的产业集群优势还有助于企业创建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并由此升级为区域品牌，这种品牌效应又反过来促进产业集群向更强的创新、升级和转型，并进一步强化这种集群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形成的一系列中心－外围结构的产业集群，如浙江的“块状经济”、广东和江苏的外资扎堆、中关村高科技产业园区等就是基于规模并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创新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都成为了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五、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市场优势——基于供求双边互动创新的视角

事实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为市场规模会限制分工，且市场越狭小分工的程度越低；马歇尔和库兹涅茨等则从专业化优势的视角出发，认为规模能够形成更强的专业化分工优势；钱德勒和波特等则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与企业投资形成范围经济效应，为生产提供充分的配套保障，形成更强规模效益，从而带来新的投资需求。而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发展，供求网络带来的网络外部性增强，由此将用户潜在价值变为实际价值，并增大用户的协同价值，从而内部化市场双方的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原有单边市场向双边市场转变。这种双边市场在超大规模经济体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过程中更加明显，进而缩短创新周期，实现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在尖端技术领域快速实现突破，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这种快速突破通过以下四条途径展开(见图1)：

图1　超大规模经济体与产业创新

一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够让创新型企业面对广阔的市场“蓝海”，快速成长并形成市场盈利能力。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能够降低创新成本。历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一些引领工业革命的重大关键性技术创新往往产生在一些当时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国家，这是由于超大规模经济体带来的规模效应能够分摊创新所需的研发试错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产业化投资成本。技术创新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收益也能够迅速覆盖前期技术研发成本，从而减少研发风险，激励技术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庞大市场规模国家的企业只需要依靠国内市场就可以培育出大企业和大产业。如截止到2020年底，中国拥有的互联网的网民数量已经超过9.89亿，手机网民规模为9.86亿，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7.21万亿元，网上零售额达11.76万亿元，高于美国(仅7910.7亿美元)。这个庞大的技术需求市场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也能让新技术、新产品迅速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因此，中国企业在2019年AI专利申请方面，全球前15的AI专利申请企业中，中国就有百度、国家电网、腾讯、阿里、小米、华为等6家企业。如德勤《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也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共获融资超过967.27亿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AI投资大国。2019年，我国在AI领域论文发表数量为2.87万篇，成为全球第一。

二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内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形成效率优势，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建立竞争先发优势。超大规模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都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快速转化为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推动效率提升。这无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方面都能体现，最典型的传统产业如纺织、钢铁等产业，新兴产业如光伏风电等产业，都已经通过上述优势快速成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最具竞争力的行业，而且超大规模国内市场还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广阔生存和发展空间。由于超大规模经济体内的创新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形成先发优势，并覆盖创新成本，企业规模越大就越能够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越能够节约成本和提高劳动的效率。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属性整体表现为地域上的大规模性、空间分布的大规模性并能够形成产业之间资源的互补性，为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奠定基础，这意味着企业潜在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市场空间相对企业自身来说是巨大的，企业往往能够仅仅通过在细分市场生产就能实现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成长为大型企业。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分工优势能够迅速形成市场供求之间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小企业成长拓展空间。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涵盖生产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并且能够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产生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新需求，从而迅速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从而对全球创新资本，形成全球创新创业新优势。由于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分工的细化，企业能更好地进行纵向流动，巨大市场使得细分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垄断的难度增加，中小企业的成长有着足够空间和拓展新市场的机会。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全球创投风投年度白皮书(2019)》的数据，截止2019年底，中国已备案的创业投资基金7978只，管理的资金规模为1.2万亿元，均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全球风险投资中心正从美国转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智慧出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方面的投入已与美国并驾齐驱，且借助于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中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如截止到2019年底，全球超过10亿美元估值的独角兽企业达到4294家，其中中国以206家的数量第二次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数(2020)》显示，在2019年AI领域全球领先的企业中，中国的AI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2169家)，达到1189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四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容易吸引人才，并形成人才之间“干中学”和技术溢出的良性竞争优势。巨大人力资源总量孕育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中国的这种巨大劳动力资源的创新能力一方面通过“干中学”的劳动力技能积累体现出来，全国近9亿劳动力人口在技术和技能上的累积本身就是不可限量的，庞大的劳动力创新还体现在庞大的超过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方面，并且这个数据目前仍以每年800万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加，超大规模经济体内大量人才的存在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各种类型和技术水平的人才。如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一直较大，研发人员的数量和规模也长期稳居世界首位，形成中国科技创新的超大规模新优势。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供求理论的分析，我们对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一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具有现实需求和潜力大、生产和供给能力强、要素禀赋总量优势明显和政治经济融合度强等显著特征，这一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中最具独特性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新动能。

二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在需求方面优势的发挥能够通过对消费和投资形成“虹吸效应”，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新经济”的大背景下，生产更接近消费，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的“信心倍增效应”将更加明显。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体通过专业化分工能够形成更加安全稳固的生产组织关系，并且能带来规模经济，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形成生产端供给侧的新优势。

四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更能够基于供求双边互动为双方创造更多的协同价值，缩短创新周期，并在某些前沿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在尖端技术领域快速实现突破，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因此，为更好地强化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克服由于“超大规模”带来的社会体系复杂性、拥挤外部性、协调成本和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风险等问题，中国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塑造和完善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比较优势：

一是强化和提升供给新优势。一方面持续加大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的力度，形成一条从潜在人才、中层人才、高层人才、顶尖人才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使用的可持续的人才供给链。同时，要打破区域壁垒，强化区域之间连通性，通过需要适度均衡中国各区域空间内的城市化布局，构造多重中心发展体系和均衡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围绕东(上海)西(重庆)南(广州)北(北京)的核心中心城市建设进行城市布局，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连通，从而拓宽市场边界，降低运输和信息传输成本，加快企业跨区域发展做大规模获得更强发展能力。

二是促进持续增长的内需市场新优势。在需求侧要以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缩小收入差距，通过消除贫困和城乡二元差距，加强民生基础设施投资和保护弱势群体，提高其配置效率。

三是营造有利于供需双边互动的市场新优势。通过建立良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围绕劳动力、资本甚至土地、技术创新等生产资源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企业所有制形式不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提高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源配置能力强的国内市场体系，为发挥“超级经济体优势”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制度保障，从而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内需外需协调增长。

作者简介：干春晖，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　亮，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