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的实践，是开发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创造性地实施国家战略的结果，开放、创新是其最为鲜明的特色。而这从一个侧面也彰显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品格。
浦东开发开放仍在进行中，尚未完成，但从其已走过的三十年中取得的成就来看，完全可以这么说，这是中国城市建设史、改造史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辉煌篇章。浦东开发开放对于上海，对于长三角，乃至对于全国来说，其意义都十分重大而深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推进，其意义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其内涵也会越来越吸引人们去探究。
浦东开发开放，开发是行为，开放是状态，简约而言，就是浦东开发。之所以强调“开放”，是为了突出其面向长三角、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宏阔胸襟。
浦东三种不同类型的开发
近代以来，浦东有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开发，开发主体、开发程度、开发理念各不一样，社会影响也大不相同。
第一种开发，指“浦东人”开发浦东。浦东与浦西在近代以前，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并无太大差别。近代开埠以后，浦西城市化提速，品质提升，市区扩大，人口增多，浦东日渐落伍。浦东与浦西的区别，成为乡村与城市、落后与先进的区别。一批活跃在浦西、具有现代意识的浦东人，诸如李平书、杨斯盛、穆藕初、黄炎培等，见贤思齐，自发进行开发浦东的努力。他们在浦东发展公共交通，修建轻轨铁路，修筑海塘，兴办新式学校，创办新型医院，还创办了毛巾厂、营造厂、花卉种植业、奶牛饲养业等新式企业。一部浦东同乡会的历史，半部与浦东开发有关。这是一种地方人出于对本乡本土的热爱而自发进行的城市化、现代化努力，与张
开发南通、荣宗敬荣德生经营无锡同类。
第二种开发，指“上海人”开发浦东。这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1927年，上海特别市设立以后，制订“大上海计划”，内容便涉及浦东开发。在此计划中，浦东的洋泾、塘桥、陆行、高行、杨思与高桥乡，被划入上海特别市。1930年，上海特别市改名上海市，浦东这六个乡被撤并为三个区，即高桥区、洋泾区与杨思区。按照规划，上海本有建造跨江大桥或越江隧道以贯通浦江两岸的设想，但受财力所限，特别是由于日本侵略上海战争的爆发，这一计划搁浅，仅建成一条南北向的浦东路（今浦东大道的一段）。1958年以后，浦东的川沙、南汇等县划归上海市管辖，上海为了开发、带动浦东，将一部分市属企业设在浦东，如毛巾厂、色织厂、化纤厂、棉纺厂、服装厂、绣衣厂、皮鞋厂、缝纫机厂等，又于1984年将洋泾镇全部和洋泾、严桥、六里、杨思、张桥等五乡的部分地区，分别划给黄浦区、南市区和杨浦区管辖。黄浦、南市和杨浦三区的管辖范围，有一段时间均横跨浦江两岸。这样的产业布局与制度安排，意在以浦西带动浦东，以浦东补充浦西，是上海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发地开发浦东。1971年，上海第一个越江工程打浦路隧道建成通车，结束了浦江两岸长期悬隔不通的状况，这也是上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发浦东的实践。民国时期与计划经济时代这两次对浦东的开发，内容有所不同，但就开发境界而言，则无二致，都是在上海市的层面上考虑，开发的区域也主要限于浦东沿江一带，而非浦东全境。
第三种开发浦东的情况，已为我们所熟知。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这不仅是在上海，更是在国家层面上开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 。人们通常所说的“浦东开发”，主要指这第三种开发。
上述三种开发，从开发主体、开发理念、动力机制到开发境界各不一样。前两种分别是浦东范围内、上海范围内自发地开发浦东，着眼点是浦东或上海。第三种则是在国家层面自觉地开发，其着眼点已越出浦东，越出上海。“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这十六字，是1990年上海确定的战略定位。立意高远，动力强劲，持续亦久，气象也就与前两种开发不可同日而语。这次开发，国家将此前给予深圳等特区、经济开发区的所有政策全部给了上海，而且还给了另外一些政策。所以，浦东称“新区”而不是特区，用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话说，这个新区较之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称“新区”而不是“特区”，还有一层意思，即新区功能有别于其他特区。诚如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所说：“新区和经济特区不同，经济特区有强大的资源吸入功能，就像核聚变，而浦东是核裂变，要释放能量。” 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
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依靠自主改革、自费改革。鉴于当时国情、市情，靠国家注入巨额经费进行开发绝无可能，脱离浦西而独立建区、独立开发，也绝无可能。
点石成金的十六字开发战略
众所周知，无论在牌局中，还是在战场上，王牌往往能起反败为胜、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上海不负众望，浦东开发成效卓著。浦东开发，三十而立。今日之浦东，面积占整个上海市的1/5，常住人口占全市1/4，而GDP占全市1/3，进出口总额占全市2/3。今日之浦东，早已与浦西比翼齐飞，难分轩轾！那句“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所有上海人都耳熟能详的谚语，早成历史词汇。这一切，是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地倾力相助的结果，更是包括上海领导层、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浦东开发伊始，上海便提出“金融先行,贸易兴市，基础铺路，工业联动”这十六字开发战略。这是一个全局在胸、循序渐进、超常睿智的开发战略。之所以要“金融先行”，因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中心，没有金融，何来资金？没有资金，何从开发？浦东开发需要资金数以万亿计，从何而来？于是，开发者创榛辟莽，筚路蓝缕，创办了证券交易所，创造了“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崭新开发模式，使“金融先行”落到实处，也迈出了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第一步。“贸易兴市”是上海传统，是上海发挥襟江带海禀赋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的重要内容。“贸易兴市”是个系统工程，港口、机场、道路、桥梁、隧道等必须相应跟上，所以，第三句是“基础铺路”。工业是现代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一个世界卓越城市离不开现代制造业，于是有“工业联动”。这十六字开发战略落到实处，便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还有那么多的道路、桥梁、隧道。
这十六字开发战略，是个点石成金的战略。这一战略之所以能够运行成功，其实质是开发者敏锐地看到了、成功地激活了上海城市综合文化资本。这个城市综合文化资本，包括上海卓越的禀赋资源、丰厚的文化底蕴、完整的工业门类、充沛的人力资源，也包括上海人在国内国际广泛享有的难以量化而又极其重要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邓小平所说上海的王牌、素质、品格等文化因素。试想，“土地空转、批租实转”，如果不是在上海，而是在荒凉冷僻的山沟沟里，那土地能空转得起来吗？上海能够成功地将自身综合文化资本激活，将无形资本化为有形财富，这是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奥秘所在。
这十六字开发战略的制订，体现了开发者超乎寻常的全球意识、现代意识，集中体现在当年的浦东开发规划上。这一规划视域广阔、理念超前，涉及产业结构演变、人口增长、市域扩大、土地利用和开发、交通及市政建设、浦东与浦西联系、上海与长三角联系等多方面因素。在规划中，不光何处是金融区、何处是保税区、何处是出口加工区，标识得一清二楚，而且连何处是高楼、一共有几幢摩天大楼、何处是公园、何时是环线、何处是中央大道，均设想周全，巨细无遗。上海领导对浦东新区定位，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是一个布局合理、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新城区。更值得城市研究者由衷赞赏的是，开发者对于规划的制订极其认真，对于规划的执行极其严格，一张蓝图管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绝无换一代领导换一通规划的弊端。这也是浦东开发日新月异、渐臻佳境的原因所在。
开放、创新是最为鲜明的特色
浦东开发的实践，是开发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创造性地实施国家战略的结果，开放、创新是其最为鲜明的特色。而这从一个侧面也彰显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品格。
开放，贯穿浦东开发全过程。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发思路的开放。对于浦东如何开发，市领导曾多方征求意见，包括征求海外专家的意见。还在1987年，上海就设立了“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聘请美籍华人林同炎院士为高级顾问，成员包括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陈乃东先生、迈克尔·梅耶和梅尔·莱恩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克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建规划系主任阿伦·维格布斯、新加坡OCBC银行执董、房地产、金融和建设部门经理黄延康等。国外顾问研究小组的联络地点便设在美国加州。上海市领导多次听取这些专家的意见。1989年，上海又建立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制度，邀请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瑞士、法国、日本、荷兰等7个国家12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作为市长咨询会议的成员，就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讨论，每年一次。到第十年，咨询会议参加者已增至12个国家、33家公司的董事长、总裁。1995年后，又增设了仅由市长和成员参加的内部会议，就市长一年来的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讨论。从1990年至1999年的十年间，这一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有：上海如何成为金融中心，上海工业部门如何取得高附加值；上海如何成为贸易和物流中心；上海如何创立中小企业和如何搞活国有企业；上海电信与航空运输业发展；上海城市规划和开发人才资源；上海金融业发展回顾；如何把上海建成国际商贸中心和下岗待业人员就业培训；上海如何面向21世纪；金融风险管理问题。这些议题，几乎无一不与浦东有关。这一会议，借用外脑，集思广益，围绕上海创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议题，围绕上海改革开放中的诸多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供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对于浦东开发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上海也因此确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是项目设计的开放，吸收境外专家、机构参与浦东具体项目设计。陆家嘴金融区的设计，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的设计，世纪大道、世纪公园等几乎所有地标建筑的设计，均广邀天下贤才参与其事，在全球公开招标。各个项目设计单位的最后确定，并不在乎这个单位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而主要听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意见，而专家委员会成员的遴选，主要看其学术水平与业内地位。金茂大厦设计竞标单位有十多家，都是世界著名设计公司，最后中标的美国SOM公司，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可谓众望所归。陆家嘴地区的综合设计，是经过国际招标，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我国的五个世界著名设计事务所共同参加设计，分别形成五个方案，最后各取所长，综合成一个方案。
三是面向全国各地的开放。开发浦东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带动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因此，面向内地开放是开发浦东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浦东在开发之初，便以成本价批给兄弟省市和中央部委一些土地，让他们打下在浦东发展的基础。于是，裕安大厦（安徽）、江苏大厦、嘉兴大厦（浙江）、齐鲁大厦和石油、化工、电信、煤炭等一批省部楼宇拔地而起。而广受赞誉的金茂大厦，便是由国家外经贸部牵头、多家央企出资兴建的，故取名金茂（“经贸”谐音）。
创新是上海城市品格的灵魂，贯穿于浦东开发的始终，也体现于浦东诸多项目实施与法规制订。从大处看，上面所述的开放大多同时是创新，是制度创新。上世纪90年代初，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规划设计需要严格保密，但陆家嘴规划却率先打破惯例，向全世界征求方案，搞国际方案招标，这是石破天惊的举动，更是重要的制度创新。邀请外国专家参加上海市长国际咨询会议，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拿出来请大家讨论，这也是重要的制度创新。浦东的开发战略就是创新战略，浦东的规划就是创新规划。从技术创新层面看，更是难计其数，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等地标性建筑，每一座都是众多创新的集成，金茂大厦在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方面，环球金融中心大厦的结构施工所采用的整体提升钢平台模板体系，上海中心大厦在主楼塔冠阻尼器使用方面，都有众多技术专利，富含创新成分。
创新方面，就其难度与对全局影响而言，莫过于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证券交易是通过市场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在近代上海早已有之。证券交易向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皇冠上的宝石”，其本身就是资本运作的一种手段，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下，证券交易被视为万恶资本主义的标志。对于筹建证券交易所一事，人们普遍心有余悸，担心犯政治错误。擘画其事的朱镕基踌躇再三，当面请示邓小平，邓表示：“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有此尚方宝剑，上海证券交易所才得以在1990年12月破冰开业。
浦东开发三十年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可以归纳为四句话：“无分中西，不别社资，民祉为鹄，美善所是。”在为何开发、如何开发方面，广泛汲取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不管其源自中国还是西方，也不去争论其姓社还是姓资，最终衡量的标准就是“真善美”，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是否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民祉为鹄”，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根本宗旨。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境界，一种充满自信的境界，也是体现共产党人立党初心的无私境界。
来源：上观新闻，2020年5月9日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