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由于它与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思想文化角度，我们也常常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这个运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认识和分析，其中回溯道德革命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认真的哲学分析，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或许会有所启迪。
道德现实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从一个深层次的角度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由文体革命和道德革命两个层面上的革命构成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体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的历史使命。虽然也曾出现过取消汉字、取消汉语的过激主张，但经过无数有识之士持续的努力，中国文化最终在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上达到一致，在客观效果上使文体革命成为被国人普遍接受的文化革新，为广大民众创造了便于文化传承的语言载体。而以“打倒孔家店”开始到冲破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的道德革命，虽然引进了科学和民主的进步理念，融汇成思想解放和民族意识觉醒的壮丽诗篇，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救亡图存的历史篇章，同时却又留下诸多两难的价值困境，至今仍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五四前后，主张道德革命的知识分子围绕新旧道德论证了道德革命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综合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围绕道德革命的众多观点，不难发现大约有两种不同的思潮，这就是道德现实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倾向。道德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具有“九重”罪名，诸如：等级观念，愚民政策，简单的二元思维（人只有两类，非君子即小人），只重阐述、不重原创，迷信古人、不思进取，歧视女性，等等。道德现实主义者强调，传统的德治主义和礼治秩序是靠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规范维护，公德问题的提出使传统私德体系受到了怀疑和批判，加之五四时期的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凸现，致使“道德革命”成为必然之势。
平心而论，道德革命的基本思路是引进西方思想批判传统道德，诸如引进“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封建礼教和社会秩序，引进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批判私德，引进西方实用主义思潮试图改造传统思想体系等，不一而足。从接受效果的跨文化角度考察，道德现实主义者引进西化思潮的结果，造就了“什么都可以怀疑唯独科学不能怀疑”唯科学主义思潮，并且也造就了“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两难判断。而在道德理想主义者看来，脱离实际的道德理想固然不可取，但经得起历史考验、对历史发展仍起作用的道德理想万万不可丢。
无独有偶，西方思想界也经历了从柏格森到尼采的现代道德哲学革命。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中明确指出道德有两个来源，或者说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一是作为“义务”的道德，一是作为“抱负”的道德。前者维持个体生活其中的社会的团结，后者则帮助打破逐渐趋于封闭的这种团结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道德的这两种形式都是应生命进化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西方现代道德哲学革命高潮的核心人物是德国哲人尼采。尼采道德哲学革命的“五步曲”，起于理智的批判而终于超人的渺茫。尼采看到了现代人用科学杀死了上帝，科学的良知和诚实戳穿了信仰上帝的谎言，解除了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尼采试图用哲学取代科学，但却无力解决只有哲学才能解决的价值问题。此后，马克斯·韦伯、汉娜·阿伦特、麦金太尔等都从哲学角度对道德革命进行了论述。
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道德革命。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对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及其关系进行认真反思，如何重塑全体国民的道德精神世界，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使命。其中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此，可从以下方面加以审视，获得思想启迪
其一，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不难发现西学东渐与儒学改革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隐时现的内在联系。现代新儒学，无疑是一种“从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
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纷纷感觉到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与影响，思考如何调整并发扬中国文化学术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曾作为儒学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为现代新儒学的出台起过铺垫作用。
儒学改革重在传统创造性转化，而其思维方法上西学起到了工具性作用。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借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创建了“儒学复兴论”。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和唐君毅借用康德黑格尔哲学改造儒学，提倡“儒学转化论”。第三代新儒家杜维明和刘述先则依据哲学释义学改造儒学，建立了“儒学创造性转化论”。
作为首先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的著名学者杜维明，他受过良好的中西文化和哲学的训练，善于运用新的方法、语言和结合现代人的存在感受，对儒家思想进行一种现代诠释和阐发的工作。他强调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治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厚的批评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理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如何从“内圣”开出“外王”？通过道德现实主义的途径实现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这里，如何将西方哲学释义学方法论与中国传统诠释学方法论相结合，则是一个具有底蕴的分析工具训练工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辉煌前景取决于此，而我们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人的学者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其二，道德自律何以可能？
“五四”道德革命主张的公德心战胜私德，核心在于培育自主自律的道德修养。而儒学中对于道德自主自律思想建设最具有正能量作用的，莫过于强调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的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一个理由则是“心即理”、“心外无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一切“求诸于心”。他主张“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这样便可从“心上做功夫”。他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理不可能到父、君、友、民那里去寻找，“都只在此心”，“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即是信，发之治民便是仁。由此可见“心即理”、“心外无理”的理由，既是强调道德行为是由道德意志生发而来，同时又强调道德自律自主是人心的内在本质，从而为人心道德寻找本体论的根据。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二个理由则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提出的。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讲，阳明心学中的“知”实质是一种“德性之知”，即“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是指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这也正是理解阳明心学所具的正能量作用而不致误解的关键。在这里，“行”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道德实践活动，而且也是指主体的道德自律自主的判断活动，这一丰富的思想内涵为人的道德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行合一”说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既突出了道德意识的内在性、能动性，同时又强调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对于道德实践的决定性，使人自觉地依循内心的道德规范，并付之于道德实践行动。
阳明心学关于道德自律的第三个理由则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实际上就是人内心潜伏的道德意识。“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则包括“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方面。“体认良知”是指人本身的身心修养，包括“正心”“顿悟”“克己”等心上功夫，使先天固有的“良知本体”得以复明。“实现良知”，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见之于行动的问题，也是修养的目的所在。阳明心学强调人们发挥主体道德意识的能动性，正心诚意致良知，破除“心中贼”，去实现维护道德秩序。王阳明指出，立志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而已，只有志到纯熟时才能做到。并且他的“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则论证了道德自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里，他非常强调“立志”对于“良知”的重要性，这就有把抱负道德或勇气伦理与同情道德结合起来的意味了。
其三，运用道德现实主义的途径与方法，促成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应当格外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性，就是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谨防“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维定势。因为除了孔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孟子“恻隐之心，浩然之气”的义勇精神之外，还有老子“生而不有，长而不宰”的民主精神，庄子“通透之慧，天赋自由”的超脱精神，墨子“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韩非“直面人生，矛盾法治”的现实精神，荀子“事在人为，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等等。只有全面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精神、人文思想、教化理路、道德观念等，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才能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许多突出难题，为治国理政，为人类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启示。
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应然；而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应然。这并不是出于道德的“抽象继承法”，而是出于只有不断参与传统、重新理解和诠释传统，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传统的历史需要。
作者：程伟礼，上海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2019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