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
日前，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上海超大城市特点，集中精力抓落实、求突破、增动力、强领导，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全面促进上海郊区乡村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当一个城市发展为超大城市，无论它与周边的乡村是行政隶属关系还是仅为区位相邻关系，都已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发展共同体。乡村是超大城市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相较于其他区域，超大城市的乡村振兴内生需求更迫切、条件更成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加快推动。
城市乡村互为依托共生发展
在我国，大到直辖市，小到县级市，一般都是涵盖城市、乡镇和乡村的地域综合体。对于超大城市而言，除深圳市（2004年全部
“撤村设居”，是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没有村委会建制的城市）情况比较特殊外，其他都拥有数量规模较大的乡村。
例如，至2016年，北京市有3941个村民委员会、293.3万乡村人口；上海市有1590个村民委员会、256.67万乡村人口；广州市有1144个村民委员会、176.23万乡村人口。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北京市有5000多个自然村，上海市有约30000个自然村，广州市有6000多个自然村。
乡村是城市区域的基础组成部分，对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和服务功能。但坦率地讲，随着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小型乡村自然消亡，一些乡村区域直接非农转化，乡村数量规模和区域范围缩减、发展活力下降。我国超大城市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走在其他地区前列，防止乡村过度衰退的需求也更为迫切。新时代，亟待重新认识乡村的宝贵价值，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以有力措施引导、扶持乡村发展振兴。就上海而言，有必要加大引导、推动力度，力争率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为不断增多的城郊型、都市影响型广大乡村探索振兴发展模式。
从世界城乡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来看，在农业社会，城市与乡村孤立分散发展；工业社会初中期，城市与乡村总体对立发展，在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要素方面呈竞争关系，非农化城镇化占据主导，总体趋势为“城进乡退”；工业社会后期及后工业社会，城市化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城市和乡村在土地利用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相互混合融合、密不可分，形成互为依托和影响的共生发展关系。
当一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达到1000万以上时，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实现了高度城市化，成为规模庞大的巨型城市。此时，城市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为主转为内涵提升为主，城市与乡村形成关联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城乡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考虑。
补齐短板和提升能级的需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促进超大城市全面、稳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保障城市食品供给安全。
上海市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人，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超过1400多万人。规模如此巨大的城市，一定的农副食品自给率是保障社会民生稳定的战略基础。
从全球城市的情况来看，随着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对健康食品的重视程度及需求量随之上升，且更倾向于就近生产供应新鲜食品。巴黎、纽约、伦敦都通过战略规划、行动倡议等多种方式，保护和拓展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甚至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也寻求适合发展社区农园的都市农业空间，进而构建与本地生产消费直接对接的食品供应短链，增强本地农产品在数量、品质、价格和多样性等多方面的供应保障能力。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周期性，供应相对于市场需求呈现滞后性。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要素——耕地，尤其是宝贵的土壤耕作层，一旦遭到污染或破坏，短期内难以修复或再生。因此，农业发展必须着眼于长远。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大城市应该保持一定的耕地保有量、保护农业发展空间，以有效防范食品安全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风险；要保护和发展农业，保障有人种田，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乡村发展水平。
二是加强城市生态安全。
我国的超大城市不仅人口规模大，而且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开发建设强度高，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环境质量较差。而由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构成的乡村区域，是超大城市生态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来说，超大城市可专门用于生态功能建设的土地空间比较稀缺。农田湿地、果园、林地、养殖水域等农业用地则可在保障生产功能的同时，积极发挥生态调节功能，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从而成为超大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
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动植物资源，是超大城市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保护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乡村田园构建的开敞空间，可以优化超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乡村自然开阔的田园景观，农业春华秋实的季节变化与自然美感，可以对超大城市密集压抑的人工景观起到转换调节作用，改善超大城市的环境景观品质。
三是促进健康、活力、人文之城建设。
超大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收入水平较高，居民对自然田园的精神文化需求更为强烈。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在超大城市周边重塑宁静优美的乡村，可以让城市居民方便快捷地暂离都市喧嚣、适度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田园的安静恬淡，深度参与体验农耕生活，还有助于搭建家庭、邻里、同事等的交流平台，起到放松身心、缓解亚健康、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等的积极作用。同时，可以为主要在城市中成长的少年儿童创造更多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体验亲手播种收获的乐趣，从小培养对自然、田园和食品的了解与珍爱。
进一步来看，自然、美好的乡村生活和乡村文化，既是超大城市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对城市人回归自然、感受慢生活，构建和谐、多元、向上的城市社会文化，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等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四是推动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当前，我国超大城市的城乡发展差距还比较大。2017年，北京、上海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已突破6万元，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3万元，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57和2.25。同时，城乡生活环境条件、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及效益等均存在较明显的差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动力、活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生需要，也是超大城市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协调发展的需要。引导城乡优势互补、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有助于超大城市进一步释放发展潜力，挖潜新空间，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有助于整体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
作者：薛艳杰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中小城市与乡村振兴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2019年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