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通常来说，经济运行可简单地用GDP来理解，会呈现扩散与收敛交替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变化。在经济扩散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向好，市场需求旺盛，订单饱和，产能不足，投资意愿强烈，资金周转顺畅。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往往偏向通过政策工具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在经济收敛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和订单萎缩，产能过剩，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周转紧张。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势必侧重通过政策工具避免经济增长“失速”。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稳住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确保经济增长不失速，从而完成既定的重要发展任务。
简而言之，要通过逆周期调节力保经济运行的“四平八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消费、稳投资、稳预期、稳信心这几个核心变量，以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传统产业就业转岗的平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镇化稳步发展的平衡、中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和沿海三大区域引领发展的平衡、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平衡这几对重要发展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有两点可以进一步关注，即政策的“力度”和“广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0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已有10个年头。从减税降费的政策来看，过去5年营改增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减收金额3690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更大规模的减税，无疑有助于提振实体经济信心。
向外看，美国的税改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为了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轻装上阵”并提振企业投资意愿，除了增值税税率可进一步减并至两档税率甚至减至单一税率之外，企业所得税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长期来看，这需要加快税收结构改革的力度。至于企业降费的空间，总体来说比降税更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变化，还表现在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上。经验表明，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发挥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通过加大针对保障民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确保经济运行的“四平八稳”。
从“广度”来看，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货币政策不再强调稳健中性，而更加突出稳健，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其他部门相比，金融部门的顺周期性十分明显，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形成的动态正反馈可以放大经济景气繁荣和萧条程度，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仅就股票市场而言，在中美贸易摩擦、股权质押融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信心受到冲击。未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势必需要重塑投资者信心，而重中之重是杜绝非理性的暴跌行情重复出现。这就需要股票市场如同外汇市场一样植入“逆周期调节机制”。
进一步来看，政策性担保或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不断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例如，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在经济收敛增长时期，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利润率出现下滑，信用风险上升，商业银行往往倾向于收紧信贷投放。但政策性担保属于政策性金融，由财政出资，应当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认真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而不应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经营目标。同时，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对货币供应进行结构性调整，扶持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又可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逆周期调节手段的纽带，应当引起重视。
总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我们还有许多逆周期调节手段。通过狠抓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落地，2019年的中国经济一定可以稳中应变、变中解忧。
作者：徐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来源：解放日报 2019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