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投资不应过多流向“铁公基”之类项目，而应更多流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如生态建设、新能源开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当前。我国浙江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对生态领域的政府投资，这进而带动了更多对生态领域的社会投资，推动了绿色发展。
10月12日，《生态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新书发布会暨生态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系列发布活动之一。该书梳理了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和未来趋势，并专题研究了近五年国外学者集中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
国际生态经济学中有哪些前沿话题？国外是看如何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哪些做法和思路对我国推进绿色发展有借鉴意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上海社科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冯琦研究员。
经济只有在地球的极限内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生态经济学？
在周冯琦看来，生态经济学是一个新兴的且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它围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的结构、功能、规律、平衡、生产力及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数学模型等内容，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周冯琦表示，从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和演进来看，生态经济学有几个方面的核心观点：
第一，生态经济学承认地球物理极限，认为经济只有在地球的极限内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这种对地球物理限制的认可，支持了生态经济学早期的学术研究思想。例如，一些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太空船地球经济学”、稳态经济等概念。同时，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忽视了生态环境，最多只能将其视为人类经济的一个子集。此外，生态经济学试图重塑市场本身，而不是希望在市场中实现更高的效率。
第二，生态经济学挑战了对自然资源的传统认识，认为将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即劳动和技术相互替代，实质上低估了自然资本的重要性。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倾向于认为，人为资本原则上可以取代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本，基本上每种技术都可以通过创新来改进或替代，并且可以替代任何稀缺资源。
第三，生态经济学中的“福祉”概念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的福利和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新福利经济学”，而是认为自然对我们的经济是有价值的，人们将为生态系统的服务付费，如为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等付费。
周冯琦表示，从学科发展来看，近年来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丰富，并逐渐呈现出广泛的“方法多元化”特征。比如，生态经济学汇聚了众多自然科学家，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主要是经济学的相互作用实现政策目的。同时，社会科学家也可以通过主动与自然科学联系实现同样的目标。这部分研究以政策目标为导向，主要关注政策结果是否成功。再比如，把生态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旨在革新经济学，以便纠正环境的治理方式，并同时解决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不公平、歧视、性别歧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
国际生态经济学对绿色发展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
周冯琦认为，近些年，在生态经济学领域，国外学者关注了很多前沿热点问题。其中，一些有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理念，以及基于这些理念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国内推动绿色发展有重要价值。
比如，有的生态经济学家主张借助增长以外的途径促进发展或增进人民福祉。那么，什么是增长以外的途径呢？周冯琦重点介绍了以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的“超越不经济增长”。该观点强调，在享受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时，不能忽视其代价，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他们主张，当经济增长的代价超过其正面效应时，即增长变得“不经济”时，就应该停止追求经济增长，借助增长以外的途径促进发展或增进人民福祉。这包括，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优化结构；在社会财富总量不变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程度。
比如，有一些生态经济学家主张以新经济业态，比如分享经济，来超越不经济增长。周冯琦表示，互联网尤其是智能终端的普及，将海量、分散的各类资源整合起来，通过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促成了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国际上普遍认为，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可以减少生态足迹。但与此同时，她强调，国际生态经济学者也警示，要看到分享经济可能的负面性，比如，由于增加供给进而创造更大需求，使得消费得到释放和扩张，要避免分享经济的负面性，使其保持可持续性。对此，法国巴黎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提出了使分享经济保持可持续性三个因素：一是分享物品本身是可持续性的，如通过分享将减少物品生产数量；二是运输方式的优化，即在较短距离内实现，减少长途货物运输；三是依赖于消费模式的转型。
再比如，有一些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社会可持续的去增长”的理念。周冯琦表示，这种观点认为，当增长变得“不经济”时就要“去增长”，但要避免去增长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负面社会效应，如失业、贫困增加。他们强调，要对经济转型或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受到负面冲击的群体提供帮助，例如，帮助因此失业的人群尽快再就业，在对能源使用征税的同时对贫困人口提供能源价格补贴等。
周冯琦认为，在现阶段，对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增长”或停止增长并非务实方案。在此过程中，要发挥政府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作用，但关键是政府投资流向何处。通常认为，政府投资不应过多流向“铁公基”之类项目，而应更多流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如生态建设、新能源开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当前。我国浙江一些地区就出现了对生态领域的政府投资，这进而带动了更多对生态领域的社会投资，推动了绿色发展。
周冯琦还认为，采取正确方法衡量增长，判断增长究竟是“经济”还是“不经济”，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如何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体系中，通过实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信息依据，成为生态经济学理论创新方向之一。比如，国际生态经济学领域提出了以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以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为代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等。SEEA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理论，设计了一系列环境资源账户，为国际环境经济核算提供了通行的准则，成为很多国家开展环境经济核算的理论依据。TEEB的目标则是评估自然资本，揭示其社会和经济价值，让全社会充分认识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将生态系统的价值纳入区域发展决策之中。
来源：上观新闻 201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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