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自主创新意识增强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学者们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目标，无论在原初性的概念创造、体系层面知识谱系的构建还是价值、规范层面的阐释中都注重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再者，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派”意识增强，出现了“清华路径”“上海学派”等称呼。学者注重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及中国的革命、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提炼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何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如何构建？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键。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目标是什么？
胡键：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自创建伊始从西方吸收了大量的养分，在理论层面和方法层面均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现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无论是面向国内改革和建设实践，还是放眼国际，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世界事务，都迫切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而现有的带有西方色彩的理论显然不能阐释中国故事，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迫在眉睫。当今中国已经走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中国与国际社会高度互动的现实迫切需要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责任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网：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应当与西方理论“划清界限”吗？
胡键：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是“推倒重来”。理论自信不是通过对“他者”的否定来加强对“自我”的肯定而建立的，正如中国文化一向以包容性著称一样，理论创新也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百家争鸣的氛围。因此，借鉴是有必要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有助于看的更远。一方面要有“拿来主义”精神，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外来理论，使之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可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简要介绍现今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前沿和动态。
胡键：从学科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大体经历了翻译引进、解读阐释，再“本土化”创新的过程。如今，因理论创新的迫切需求和学者自身创新意识的增强，学科发展势头迅猛，有不少原创性理论产生。
从学科前沿来看，过去我们常讲“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现在我们已对世界政治经济、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切的影响，做出的制度性贡献也已融入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因此，这个学科的前沿研究也应当是对中国自身的研究，是立足中国国情，对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体系理论的研究。
从地域来看，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重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力量正在重组，沿边沿海省区在崛起，组建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他们挖掘自身特色，采用差异化策略，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如何看待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对学科发展的作用？如何看待目前围绕“一带一路”产生的“智库热”现象？
胡键：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相辅相成。我所在的上海市社科院一直将学科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来抓，同时以高端智库为定位，也承担着为地方发展和中央规划建言献策的对策研究任务。近期，我院又成立了“软实力研究中心”，也将是推进学科研究和智库发展的重要平台。“软实力”需要从概念外延、内涵、框架等方面展开理论研究，也要服务于中国更好“走出去”的实践，尤其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两用一体，密不可分。
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而出现的“智库热”显示出了学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关注，这有助于将抽象理论具化到实践行动中及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的线索。然而“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内楗之策需“根深才能叶茂”，打下深厚的理论根基才不至于做出肤浅的甚至于是错误的“策论”。对于“一带一路”也需加强理论研究，对相关现实问题给出学理性而非宣传性的答案。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少流派，比如，以国家名称命名的“英国学派”，以城市命名的“芝加哥学派”、“弗莱堡学派”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致力于提出原创性理论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性。您认为“中国学派”是否应抽象出统一的理论内核？还是呈现多元化特征？
胡键：对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的认知。有学者认为，从理论的形成来看，被称之为“学派”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内部至少能够就基础性的概念、范畴、内涵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是以国家命名的地域性称谓，内部应当是多元化、多中心的；有学者表示，理论自身具有普遍性意义，有跨国界的通约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不必过分关注命名一事；还有学者提出，是否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内核是检验学派是否生成的试金石。这几方观点虽不同，但在研究应围绕中国问题、反映中国哲学观念、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又存在着共识。我认为，“中国学派”并不指中国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认同一种理论，而是围绕着中国大国成长的客观实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理论归纳。其方法便是，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推进国际关系本土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思想推进国际关系本土化研究？
胡键：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乐于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源头之一来阐释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也有此倾向。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情形比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纵横家们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就非常有借鉴意义。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资源挖掘的并不太多，需进一步认识、挖掘其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是否还存在着创新空间？
胡键：目前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做本体论的研究和创新，而这种创新非常难。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社会科学知识创新都进入了一个瓶颈期。
通常社会科学创新要先于具体的科学技术创新，前者为后者提供思维框架和灵感触发，比如文艺复兴运动对工业革命的作用。而目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科学创新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我想，这与世界进入和平的长周期有关。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越动荡，思想创新越是突出，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五四时期等。相反，社会科学创新就乏力。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也主要以冲突与战争作为研究对象，既有理论也主要围绕这两大主题展开。但是，世界处于和平长周期的客观现实迫切需要与之阶段特征相符的、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和支撑。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在“和平发展学”上产生具有本体性意义的理论创新。我上面提到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展开对中国自身的研究、对中国改革建设实践的研究及对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体系理论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和平与发展”展开的，因此，我把它称之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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