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日，埃及央行宣布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允许本币和美元之间进行“自由浮动”。此举使埃镑兑美元汇率从8.8：1跌落至13：1，跌幅达到48%。与此同时，埃及央行还宣布将利率上调300个基点。并把隔夜拆解利率、隔夜贷款利率以及央行操作利率分别上调至14.75%、15.75%和15.25%。受新汇率政策影响，埃及国内物价应声上涨，国际社会对于未来埃及经济改革及其发展前景的疑虑也骤然增多。
汇率改革为那般？
在埃及政府近年来的经济改革计划中，汇率改革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在于缓解国内自2011年以来外汇储备日渐下降的困境。然而，11月3日汇率改革震荡幅度之大，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测。埃及政府推动这次汇率改革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官方汇率和黑市之间的价格扭曲使埃及央行不堪重负，不得不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由于政治混乱和安全局势恶化，埃及的外汇收入急剧下降，外汇储备从2011年的约360亿美元下降至今年5月份的155亿美元左右，10月份回升至190.4亿美元。民众对美元和本币之间的不同预期使官方汇率和黑市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差价。早在今年3月14日，埃及央行就采取了“更为自由”的汇率政策，使埃镑兑美元的比率从7.73：1贬到8.85：1。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黑市外汇交易的猖獗。在11月初汇率改革之前，黑市上埃镑对美元的比率大约在16-17：1，而官方汇率在8.8：1左右。如此巨大的“差价”自然会促使企业和个人千方百计地通过官价获取美元，然后通过黑市交易换取“差价”，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
二是埃及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被迫做出的新举措。今年8月，埃及政府为缓解外汇短缺、资金匮乏的局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初步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在未来三年内向埃及贷款120亿美元，并将帮助埃及使外汇储备从目前的大约190亿美元恢复至230亿美元以上。作为条件，埃及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比如削减各种补贴，改革税收政策，放弃与美元挂钩、实行浮动汇率，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埃及首席代表克里斯贾维斯表示：“自由浮动汇率机制将改善埃及外部竞争力，支撑出口和旅游业，并吸引外国投资。这些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创造，也有利于埃及国际地位提升。”埃及宣布汇率新政一周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批贷款27.5亿美元已经到账，其余则会根据埃及的经济表现和改革执行情况进行拨付。
外汇收支为何经常入不敷出？
除了前述两个直接原因外，埃及央行外汇短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埃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于非生产性外汇收入。近年来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些非生产性活动，造成外汇收入急剧减少，而相应的外汇支出却居高不下，最终难以为继。
众所周知，埃及外汇收入主要依赖于能源出口、侨汇、旅游收入和运河收费四个领域，而这四个领域的境况目前都不太乐观。在能源出口方面，虽然埃及既是一个能源出口国也是一个消费国，但石油出口在埃及的外汇收入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从2008年到2016年初，国际原油价格从高峰时期的130多美元/桶跌落至30-50美元/桶，埃及石油出口收入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打击。事实上，埃及侨汇收入减少也多少与国际油价大幅回落有关。埃及每年侨汇收入大约为200亿美元，其中半数以上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低油价压力下，一些海湾产油国纷纷出台了发展转型计划，包括就业本地化、向侨汇收入征税等，侨汇收入也随之开始缩水。作为埃及创汇主力的旅游业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更是一蹶不振，入境外国游客锐减。今年8、9月份，来埃及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分别为50.3万人和47.3万人，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5%和64.5%。受2015年10月俄航客机坠毁事件影响，来自欧美和俄罗斯的游客大幅下降，以往人头攒动的旅游景点如今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旅游收入占国内GDP的比重也从2011年之前的5%以上跌落至3 %左右。2015年8月，塞西政府倾举国之力建设的“新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然而，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统计，2015年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虽然比上一年增加了335艘，通航吨位也增加了0.359亿吨，运河总收入同比却下降了0.57亿美元。显然，被埃及政府寄予厚望的“新苏伊士运河”也未能在短期内带来外汇收入的快速增长。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阿拉伯之春”以来政治局势不稳、社会安全有所恶化，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根据埃及官方统计，美国在埃投资从2014年的9370万美元降至2015年的1320万美元。与此同时，埃及又是一个严重依赖进口商品的国家，从食品、药品、能源到汽车、服装、设备等，几乎所有生产、生活必需用品都依赖进口。外汇收支长期不平衡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经常性赤字。根据埃及央行数据，2015/2016财年前9个月埃及国际收支总赤字为36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同期增长26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为145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同期增加61亿美元。2015年8月以来，埃及几乎停止了支付外国石油公司的欠款。由于付款延迟，今年初一些小麦进口交易也被暂停。
何以患上“对外依赖症”？
无论是从经济结构和发展动力，还是从国际贸易平衡和债务状况来看，埃及经济似乎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对外依赖症”。从某种意义上说，外汇收支长期失衡只是埃及经济“对外依赖症”的一种表象而已，而这一症状正是在几十年来埃及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执掌埃及政权的纳赛尔总统主张通过学习苏联来建设“阿拉伯社会主义”。1962年埃及制订的《民族宪章》中明确规定，阿拉伯革命的目标主要是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为此，纳赛尔不仅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还分别于1952、1961和1969年三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并通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来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到1966年，国营企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4%。但这一政策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过于苛刻，加上长期与以色列军事对抗的拖累，这一时期埃及经济增长并不理想。
纳赛尔去世之后，继任总统萨达特认为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百分之百的失败”。于是，萨达特在1974年6月正式颁布了旨在推动经济开放的第43号法令。其首要目标便是摆脱纳赛尔经济政策的束缚，鼓励发展私营企业，实行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模式”。从1974年到1982年，埃及工业部批准建立的新建私营企业达6700个，私人投资也从最初的几千万埃镑猛增至10亿埃镑。萨达特的改革在短期内迅速释放出了巨大活力，1975-1981年埃及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4%。然而，大量投资主要进入了非生产性行业，纳赛尔时期建立的较为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逐渐被弱化，埃及经济对外依赖逐渐加深。从1974年开始，侨汇、运河、能源和旅游业开始成为埃及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
1981年10月，萨达特总统在一次阅兵仪式上遇刺身亡，穆巴拉克遂成为埃及第三任总统。穆巴拉克上任之初，一方面坚持萨达特的经济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主张用“生产性开放”取代“消费型开放”。然而，由于80年代初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下跌，埃及的财政赤字步步攀升，外债由1981年的212亿美元飙升到1986年的360亿美元。为了缓解财政赤字和外债压力，穆巴拉克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而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内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穆巴拉克2011年下台为止。快速“私有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埃及经济的增长，并缓解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状况。但这一政策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比如大量重要国有资产被贱卖、经济对外依赖更加严重、裙带关系和腐败盛行，以及快速的社会贫富分化和大规模贫困化。穆巴拉克也因此在2011年黯然下台，而埃及经济则陷入了迄今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广大民众对社会经济状况不满，频繁地上街示威游行造成政治局势不稳，大量外资因为政治局势不稳或安全问题而抽逃，或是拒绝进入；另一方面，原来的主要创汇来源大幅缩水，而国内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又需要大量外汇以维持正常运行，一些出口企业又因原材料进口困难而陷入停滞。于是，政府不得不走上了继续举借外债、增加赤字的老路。
塞西的改革还能走多远？
2014年塞西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除了在政治上迅速稳定局势、在安全上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外，还在经济上则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简言之，塞西政府的经济转型政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改革国内财政制度，努力减少财政赤字。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塞西就要求修改2014－2015财年的预算案，大幅削减财政赤字，将其控制在GDP的10％以内。从2014年7月5日起，埃及政府借助油价回落的时机，开始大幅削减能源补贴，此举曾引起国内油价大幅上涨。出从2016年7月1日起，埃及政府开始采取“阶梯电价”的办法，逐步取消电力补贴，电价将根据不同用电量分别上涨25－40％，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取消所有用电补贴。
二是在节流之外，开展大规模经济振兴计划。为缓解国内对于粮食进口的依赖，塞西政权在2014年提出了“百万费丹(1费丹约合4200平方米)”土地开垦计划，不久又追加到150万费丹，计划通过打深井提取地下水灌溉的办法使首都开罗西部沙漠腹地西米尼亚等地变成良田。2014年8月，埃及政府还启动了规模宏大的“新苏伊士运河计划”，其核心工程是拓宽、疏浚长约37公里的旧河道，并开挖一条长约35公里的新河道，全部工程已在2015年8月6日前全部完成。此外，塞西政府还提出了“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展工程”，即围绕大运河地区建立一个国际工业园区和物流中心。这一工程除了要扩大政府财税来源外，还试图借助运河经济和外来投资推动埃及工业换代升级，改善其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新运河通航之后不久，塞西总统即宣布在苏伊士运河走廊460平方公里内创建一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
对于塞西政府的改革举措，目前埃及内外存在各种不同看法。比如，有不少学者认为塞西的政策似乎有些“好大喜功”，其“经济民粹主义”的做法不可能持续太久，民众的耐心也会随着经济持续动荡而消耗殆尽。对于遍体沉疴的埃及经济来说，它既要着眼于摆脱眼前的财政赤字和外汇短缺，还需要在旅游、航运、侨汇等单一“地租收入”之外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并摆脱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最终形成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之路。唯有如此，埃及的经济改革才能像其总理伊斯梅尔所说：不仅是为了平衡预算，还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埃及经济变得更为强大。
（本文作者王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来源：《世界知识》2016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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