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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开放与移民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上海城市活力的根源

日期:2016/08/01|点击:121

  

摘要

从唐朝上海地区建立华亭县,元朝建立了上海县,到近代开埠,到现在,上海城市发展,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呢?作为一名研究上海史的学者,我觉得就是开放、移民两条。上海只要保持开放、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上海就会迸发出无限活力,这是这座城市繁华繁荣的密码所在。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通史》导论卷、《冯桂芬评传》、《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万川集》、《千江集》、《章太炎》等;论文有《论郭嵩焘》、《论上海租界与晚清革命》、《中共一大为什么选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等百余篇;主编《上海通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843-1949)》首席专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上海通史(新修)》主编。

 

研究上海史,绕不开上海人。要考虑古代的、近代的、今天的上海人,有没有关联?我多年研究上海史,有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想要解决。1843年以后,中国按照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一共开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通商口岸,为什么上海发展得最为迅速?这有没有什么道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研究上海史的时候,都会涉及到一个人,上海的先贤——徐光启。徐光启在明代的时候,对待西方文化、传教士,是非常开明、大气、睿智的,他和其它的地方官绅表现得很不一样。为什么徐光启会有这样的表现?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

今天我讲讲上海人的“四变”。变和不变是有关联的,有变的东西,也有内在不变的东西。我的研究结论是,上海人发生过四次重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宋元时期,具体标志是上海建镇之后,特别是建县以后,上海人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次是开埠以后,上海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这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上海的痕迹,比如说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等。第三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建国以后的上海,在很多方面都和之前发生了变化。第四次变化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上海城市变得更大了,上海人的文化素质、文明礼仪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人”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宋元时期。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增多,移民沃土;第二,盐棉兴旺,商业发达;第三,海运行家,港口优越;第四,文化发展,民风趋文。上海地区最早是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建制华亭县,县政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松江区。发展了差不多五百年时间,到了南宋咸淳年间,上海才开始建镇,到元代的时候,上海才开始建县。

上海建县的时候,人口主要集中在松江、青浦这些地方,上海人活动的范围,是随着土地的扩大,不断向东边移动的。唐朝,在华亭县建立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人左右。到了宋代,建镇的时候,包括华亭的范围,还有嘉定,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万人。随着上海土地的扩大,人口在不断增多。

可能有人会问,在上海地区建县之前,上海人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没有单独的资料记载之前上海人的生存状态。当时的华亭,属于吴郡,和苏州属于同一个地域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看那个时候苏州人 的特点,了解一点上海人的真实面貌。其时,苏州人非常刚强凶悍。上海人都知道,松江有陆机、陆云,其实他们不光会写文章,也是很能打仗的人。

到了宋代以后,南方人包括上海人变化了,变得文雅了,不打架了,好读书了,文化比较发达了。为什么发生这个变化?第一,原来的水患变成水利,比较适合人生存了。第二,从华亭县建立到上海建县,五百多年的时间,上海地区一直是非常和平的,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战争。唐朝有安史之乱,五代也打得很厉害,元、宋都打了很多战役,但是很幸运的是,上海地区五百年左右,没什么战争。北方人口因为战乱不断南移。古代上海史上,很多世家大族,例如董其昌家族、徐光启家族等,大体上都是南宋时期,随着北方人南迁而来,从河南到杭州迁徙过程当中,很多人半途就落户在上海这个地方。这些有文化的世家大族与本地人不断融合,尤其是文化上的融合,日渐紧密。所以上海社会对外来人的宽容,是有历史传统的。

宋朝很重视发展经济。南宋鼓励松江这一带发展经济,可以开发海滩,在一段时间里免征赋税。移民来了之后,带来了劳动力红利和文化红利,所以上海发展得很快。其中有两个行业发展最快,一个是盐,一个是棉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二者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加上交易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上海一开始建县,还有一个海运的原因。元灭宋后,为了将南方产粮区的粮运送到元大都,上海作为重要的运粮枢纽,海上交通要道的地位逐渐凸显。解决海上通道的两个人,都是上海人。一个是朱清,崇明人; 一个是张瑄,浦东高桥人。由于他们精通航海航运技术,有能力调动海运资源,上海的海运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明朝朱元璋以后,海上政策和宋元有一个根本性改变,明朝禁止私人出海、外贸,这对上海影响很大。但是上海毕竟有了几百年的开放历史,依然没有丧失曾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比如,陆楫是浦东人,陆家嘴这个地方,就是陆楫住的地方,这里出了很多名人。陆楫的出生年代比徐光启还早,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刺激生产有好处,认为奢侈性消费有一定积极意义,这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是很了不起的。陆楫还写了《华夷辩》,提出区分华夷的标准是看文化程度的高低。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观点,比王夫之要早一百年。这些都说明上海的文化传统是开明的。徐光启为什么会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后,对西方文化提出那么开明的观点?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上海人”的第二次变化,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上海在开埠之后,不到十年,贸易量就超过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原因在哪里?从文化心里上说,就是上海人比较开放的传统。开埠以后的上海,觉得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没什么区别。另外,上海开埠的时候,城市人口大概二十多万,在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当中,排名十二。到1900年,就超过了一百万。到1915年,超过了二百万。到1919年,超过了二百四十万。到1949年,超过了546万,已经是世界第五大城市,中国特大城市。这些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移民过来的。这个时候,城市人口结构变化很大,一个是国内的移民,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很多。还有一个是国际移民,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外国人的比例,比今天上海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

那个时候的上海,提到人口结构,必须提一个词——“同乡会”。晚清的时候,上海有56个会馆。到民国时期,有256个。一个人不守规矩,巡捕要问你是什么地方人,不是要送你回去,而是要找“同乡会”首领,给你做规矩。所以上海有各种文化,每个地方抱成团,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上海就变得很多元。越是多元,就越有利于促进城市文化的繁荣,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

当然,这时的移民到上海,和前面说的宋元时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宋元时候,那是个缓慢的过程,用了五百年的时间。而近代上海,只有一百多年时间,短时间内,有那么多人到上海来,很多人因为灾荒,有的人要谋求发展,都来了上海,形成了上海移民的特质。我总结了六个特质,互相都有联系。一是人口年轻,男性为多;二是不安现状,勇于竞争;三是重视能力,淡化背景;四是重视学习,信息灵捷;五是文化多元,气度宽容;六是双重认同,自我批判。

我举个例子,中共一大开会的时候,你看全国各地的代表,毛泽东代表湖南,王尽美代表山东,上海的两个代表一个是李达,一个是李汉俊,他们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这两个人到上海,都不超过三年。辛亥革命时期,山东人搞山东革命,湖南人搞湖南革命,每个地方都没有例外的,但是在上海搞革命的,都不是上海人。上海人没有人认为他们不能在上海搞革命,因为上海是天下人的上海,是全国人的上海,谁在这儿搞革命都可以,只要你愿意。那个时候上海一点都不排外。

“上海人”的第三次变化,发生在1949年以后,新上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其中,至少有五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城市特性变化,原来是商业为主,工业为次,但是后来,在上海发展了工业。第二个,区域扩大,中央批准从江苏、浙江划进来十个县,松江、青浦、上海、嘉定、宝山、川沙、金山、奉贤、南汇、崇明,都是1958年划进来的,否则上海就是内环线里面一点点的地方。那时候,中央有一句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上海在全国的地位非常不一样。所以,上海变化很大,贡献很大。特别是输送人才,1949年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全国一共有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没有一个放在上海,但技术人才,还是要上海来输出。所以,上海人才支援内地,支援了一百多万,这是上海对全国巨大的贡献。话说回来,中央对上海的定位,和上海本来的传统也有关系,因为上海有好的基础。后来,上海的城市户口含金量也是不一样了,在全国,上海户口、北京户口是最值钱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和农村有剪刀差,国家资源向城市倾斜。上海人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是非常大的,上海以全国1/1500的土地,1/100的人口,提供了1/10的工业产值,1/6的财政收入。上海对全国经济、工业各方面支援非常大。从民生层面,老百姓感觉最实在。那个时候,如果外地人能买到上海一辆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就好比现在买一辆宝马、别克轿车,神气多了。外地的小姑娘出嫁,如果有蝴蝶牌缝纫机,那是了不得的光彩。外地人到上海来买肥皂、大白兔奶糖、白砂糖,蛇皮袋一袋袋背回家送人。但是上海也有自己的问题,工业发展起来,人口集聚,于是交通问题有了,污染问题有了,住房问题有了。上海人在心里面觉得自己很能干,对国家贡献很大,但是回到家一看自己住房问题、交通问题,他们就会有怨气和傲气的二重奏。这些都和经济结构有关。历史地看,也和近代上海有关,如果没有曾经那么发达,国家也不会把上海发展为经济中心。全国那么穷,上海勒紧裤带,给国家做贡献,这也是应该的。回过头来讲,上海人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一些,这与国家对上海方方面面的照顾有关,比如政策支持等。我们讲历史,要辩证地看。

“上海人”的第四次变化,就发生在当下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各样的变化,高楼大厦、城市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有的甚至耳熟能详。到去年,上海户籍人口是2480万,其中有一千万是新上海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来到上海的。除了这一千万人以外,在剩下的上海人当中,论籍贯,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是外地来的,我们回过头来说,上海的的确确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是全国的上海。

从唐朝上海地区建立华亭县,元朝建立了上海县,到近代开埠,再到现在,上海城市发展,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呢?作为一名研究上海史的学者,我觉得就是开放、移民两条。上海只要保持开放、移民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上海就会迸发出无限活力,这是这座城市繁华繁荣的密码所在。

(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大家讲坛”速记稿整理)

 

来源:上海观察  2016730

文字:熊月之|图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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