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的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

  

摘要

1921年的上海地区还归属于江苏省管辖。5月开始，江苏各地开始陆续举行第三届省议会议员初选。7月1日，上海地区包括松江县、宝山县、上海县开始进行投票。

 

95年前的今天，上海望志路一幢石库门民宅内，13个操着各地方言的年轻人和2个老外悄悄聚到这里，在一个昏暗的客堂间开启持续数日的讨论。

这便是具有划时代影响、但当时并不会见诸报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数理论文章曾经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论述中共诞生于上海的历史必然性。

但我们关心的是：1921年7月的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通过当年的旧报章、地方志等，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试图拼凑出当时的社会图景。

设立交易所风潮

1921年7月1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很惹眼：《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有限公司今日开幕》，并以整版记录了这家交易所的高层和多达120位的经纪人。同一天的报纸，还登载着丝绸、纸业、金洋、煤业等行业的十多家交易所正在筹备的消息。

这只是1921年上海金融界设立交易所狂潮的缩影。那一年上海最多时足有136家交易所,包括布、麻、煤油、火柴、木材、麻袋和烟、酒、砂石、泥灰等等看似不起眼的行业都成立了交易所，有的还不只一两家。这实在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7月9日，位于法租界天主堂街的中国证券交易所也开始营业，这个交易所实际上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因原来空间太小，另寻地址新建而成。7月25日，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召开前一天，大家还在讨论是否兴办绸业交易所，出席代表大多认为不用设立交易所。这恐怕算是那个疯狂的投机风潮中，冷静的先声。

交易所设立的风潮，原因在于之前成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营状况较好，于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一部分发起人和中介，开始组织成立另外的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和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取得了不错的效益。当时，中国人自办的交易所出现才短短一两年时间，对于交易所的性质和功能都不甚了解，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交易所的发财机会。

按照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交易所法》，一个地方同种类型的物品或证券的交易所只能设立一家，交易所的正式成立必须经过北京政府的首肯。很多滥设的交易所知道不可能被批准，便纷纷进入租界注册领照。租界当局只管收取注册费，来者不拒，也成为这波风潮的推手。

然而，交易所作为金融运作的较高级形式，在当时中国工商业尚不发达、交易市场并不活跃的大背景下确实有些“水土不服”。加之投机发财的动机，因此炒买炒卖交易所股票就成了它们的主要业务，造成上海金融秩序的混乱。

时近1921年底，上海金融市场银根渐紧，一些交易所因钱庄和某些银行抵制，告贷无门，只能破产。到了1922年，112家交易所存留下来的仅6家。

不得民心的“选举”

1921年的上海地区还归属于江苏省管辖。5月开始，江苏各地开始陆续举行第三届省议会议员初选。7月1日，上海地区包括松江县、宝山县、上海县开始进行投票。

7月2日的《申报》上有一篇《上海省议会初选投票纪》，记录了投票情况。投票从上午8时开始，到下午6时结束，设在上海第一选区有选民21034人，但是实际到投票站的选民只有数百人。第二选区共有选民30326人，实际投票6205人。位于浦东的第六选区选情相当冷清，只有数十人参加投票。事实上，整个江苏省选举都受到冷遇，选民普遍热情不高。

上海初选选出了43名省议会议员，出现9个缺额。经过一轮补选，7月20日选举才正式结束。选举中各种不规范、舞弊情况不断。按照条例应当是本人到现场领取选票，确定是本人之后签名，再进行投票。而在实际的操作中，选票往往在投票站提前被分发，冒名顶替现象频繁，也为贿选提供了方便。

7月27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各路商界联席委员会纪》，各路商界代表在山西路联合会事务所召开第一次委员会，通电反对这次选举结果。他们认为，选举问题颇多，如公共租界的选民统计不是按户调查，而是将调查权委托给上海总商会，再由总商会交由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调查。因而选举名册不是经过缜密调查而产生的，而是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根据纳税华人会调查名册填涂删改而成的。

总联合会在拿到各路选民应得的投票入场券之后，除了少部分发到选民手中，其他都由一个叫张全的人坐着轿子到各个投票站投递，尽管监察员姚明善发现了这件事并将他逐出，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投出了至少数千张选票。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选举是“根本违法舞弊选举，万不能发生效力”。

而这次江苏省议会选举的乱象绝不止于此。这届江苏省议会内部围绕“两张”——即张一麐、张孝若谁当议长的问题而争执不下，进而演变为议会内部派别间的的激烈争斗，致使议会屡屡延期，几近流产。

在僵持日久，议长难产的情况下，前江苏咨议局、江苏省议会秘书处课员叶立民激愤于议会派别之争，竟不惜自戕，以死谏来表达对省议会的极端不满与失望之情。尽管当时的中国照猫画虎学来了民主制度，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与制约，传统的官场文化仍然极大左右着中国的政治。

三次罢工事件

纵观整个1921年，发生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一直不断，仅申报中报道的发生在上海市区、松江、南汇等地的工人运动就有15次。整个二十世纪20年代也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一方面是因为伴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工人队伍不断壮大，但生存状况却十分潦倒。据统计，1920年上海有工人56万余人，占全国产业工人的1/4。上海工人刘朗山在《新青年》上撰稿道“所居者破屋茅棚；所食者大饼面食，或者臭烂不堪之物；所穿无论男女仅可遮羞”。

另一方面是两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能量，因而勇于反抗不公。罢工时有发生，但因缺乏组织与斗争章法，往往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个7月也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罢工。一次是豆腐工人罢工，当时上海共有豆腐店300余家，工人不下千人。随着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原本每月200文工资已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工人方面便要求改发洋钱二角。据7月2日的《申报》记载，工人代表曾和店主方面于7月1日在文庙路的豆腐公所展开谈判，然而却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工人方面决定在农历六月初一，即7月5日展开罢工。

工人们选择六月初一罢工有自己的考虑，当时的农历六月有“素月”的说法，普遍流行吃素，是一年中豆腐生意最好的时候。罢工当中也发生了小插曲，王桂堂、吴阿毛、林章泉等数名豆腐工人在一天半夜冲进芜湖路和云南路的豆腐店，强迫店内的做手停工，同时将店内制豆腐器具砸毁，三人也因此被关押在公共租界的大牢一个月。

7月5日下午，工人和店主方面又一次展开谈判，工人要求加工资60文，店主方面则只同意加20文，双方事实上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但部分工人在店主让步的情况下已经复工。

摇绳业工人也举行了一次罢工。这一次事件的是因为米价高涨，尽管半年前已经在300文工资上加了40文，但因为钢元跌价，工人还是入不敷出而致。7月10日，摇绳业工友在市关桥白玉楼开会，要求店主改发洋元做工钱。店主则认为半年前已经加过工资，再加工资实有难处。第二天，摇绳业工人开始罢工，并继续在白玉楼和店主进行谈判。7月12日，双方协定再加工资50文，罢工于是结束。

7月声势最为浩大的罢工发生在浦东。7月23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成立的当天的《申报》上有一则很短的“本埠新闻”《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三志》：“昨日，该厂男女工人仍继续罢工，虽经买办竭力劝导，毫无效力，各工人坚持要求撤换机车间管工西人，务达目的而已。”7月24日，该报继续追踪：“工人要求撤换西人，增加工资等，昨日仍未解决。”这家烟厂是国际烟草托拉斯——英美烟公司于20世纪初在浦东陆家嘴开设的一家烟厂。这次罢工开始于7月11日，原因是因为老厂机车间洋监工克扣工资，殴辱工人而起，100余工人群起要求撤换，可大班（经理）不允，工人便开始罢工。警察抓走了去新厂响应的工人，更惹了众怒：“洋鬼子不讲道理，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替他们做工！”人群像潮水一样冲出厂门，全体工人加入罢工。

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中共一大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决定选派李启汉去领导，张国焘也过问了这次罢工，帮助工人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还与工人代表反复磋商。最后经谈判，历时三周的罢工终于取得胜利。这次罢工也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

一触即发的警民矛盾

据7月6日《申报》报道，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黄炎培在自己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近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对墙小便，就上前劝阻，谁料这名叫杜树权的警察非但不听劝阻还将黄炎培一顿毒打。黄炎培愤怒地致函当时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予以控诉。徐厅长回复道：“该岗警如此蛮横，实属荒谬已极，在我公豁达大度，无礼之加,虽不加过责，然私心愧对，至深抱歉。”之后这个杜树权被羁押，坐了几个月牢之后被遣回原籍，此事才算是结束。

这也不是军警欺压平民的个例。7月12日的申报上登载了题为《部令饬查吴监狱长控案》的新闻，说的是漕河泾的商界农界代表在当地乡绅唐润之的带领下，联名向北京司法部上书控诉一名叫做吴棠的典狱长在当地的胡作非为。这名典狱长来自北京，与他一同到任的还有他几十名手下，他们在当地滋扰乡里，横行霸市。吴狱长还将狱内制度做了很大调整，对囚犯愈发严酷，致使不少囚犯铤而走险，越狱之后荼毒乡野。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当时上海地方检察厅长官王访渠的重视，他和法警朱万沅也在这一天下乡调查这一案件。最后在11月的时候，吴棠等人被判有罪，入狱服刑。

7月4日的申报上有一条“沪取缔携带军械之章程”：“公共捕房麦警务长以近来界内时有人携带手枪，酿成巨祸，殊与治安问题有关，爰将工部局取缔平民在界（指公共租界）内携带军械之第三十七条章程原文印成多数（四处张贴）”。

这第三十七条的内容是：“除缔约国海陆军官及工部局特许者外，余在界内携带军械者，则拘解公堂，处以不过三个月之徒刑，或科以不过三百元之罚金。” 可见当时除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上海的治安也实在算不上太平。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徐锋华副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上海政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上已有海纳百川之气象，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民族工业蓬勃兴起，1921年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40%，已成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交易所的设立，也是贸易机制逐步完善的标志，但显然，由于幼稚无序、规则欠缺等原因，造成了市场管理上的混乱。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数量逐步增多，工会组织逐步成立，地下党组织开始逐步参与领导工人运动。这都为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也在1921年7月，后来成为四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由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促进了上海出版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此前，《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均已在上海发行，为思想文化启蒙提供了媒介的便利。

中共成立的消息虽不可能见诸报端， 7月16日的《申报》上却登载了一条短讯：“昨据学界某君谓，昨得电,陈独秀将于近日内偕胡适之来沪云”。而后来也证明这是一条假消息，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军阀陈炯明麾下主持教育同时秘密筹办广东的共产主义组织，没有时间抽身参加中共一大。尽管如此，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各地共产主义活动中积累了崇高威望，依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这一天起，忽明忽暗的星星之火，终于点燃了。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