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言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对于语言在软实力中所起的作用要正视，但不能夸大。相对于母语，外语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转换插头”，但强大的电源依然是浸润其中的祖国文化，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对这样的文化之根，美国人很自信，中国人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最近，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外籍主持人的美国汉学家莫大伟（David Moser）对《纽约时报》吐槽：“（汉语）也严重妨碍了中国的软实力。因为如果想让自己的书获奖、电影有人看，就需要让人能够直接探索。因为汉字的原因，受众的参与程度被大幅降低。”他以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里一个用尸体拼起来的人造怪物来形容汉语，甚至以“Why Chinese Is So Damn Hard”爆粗口。总之，在这个美国汉学家眼中，汉语就是难学难懂：你见过这个字，但不一定知道它怎么读；说得出来，不一定会写；会写，不一定知道是啥意思。
难道，真的是汉语妨碍了中国软实力吗？
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不会急赤白脸地以牙还牙地反驳，数落古英语如何深奥、痛斥希腊文好比天书，等等。任何语言也许都有令人感兴趣的好玩部分，但深入其中，一定也有抽象森严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这才是语言的全部和真相。
按照莫大伟的逻辑，最好的办法是中国人学会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那样就能所向披靡、软实力就倍儿硬了。可是，那真的可能吗？首先，过去、现在，好像没有一种“世界语”入驻全人类的脑海。其次，假如他的潜台词是让中国人用英文的话，那其实就又回到了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文化困境：如何面对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今天强调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视“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应，说到底，目的并不是说要让中国人讲英语，恰恰相反是要在西方强势文化（包括语言）背景下重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确立文化自信。如果因此而弃汉语用英语，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么？
在几次对外学术交流的经历中，我有一些个人感受。2007年去澳大利亚一个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作学术演讲时，由于不是外语专业出身，口语也差强人意，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准备英文稿。为尊重澳大利亚本土文化，还特地以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作为开场。演讲结束，按惯例听众提问时，就深感自己的半吊子英文完全不够用，问题本身听得也一知半解，只能求助一位资深的国际问题教授。
但是，2012年去美国费城一所大学参加中国文化周活动时，我就用了另一种方法。为了与该大学选修中文的学生“套近乎”，我选择了历史学家熊月之《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一书作简要介绍，还制作了上海开埠至今26处象征美国文化的建筑图片PPT。不是自己的母语，结结巴巴地表达，确实有点发怵。但再次遭遇提问环节时，我认真诚恳地对他们实话实说：我是一个中国学者，我的英文无法和你们相比，用汉语进行思考是我多年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所以，希望同学们理解，我演讲用英文，但会坚持用中文回答你们的任何提问。而作为选修中文的你们假如能直接用汉语发问，我会更加开心。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所有提问的学生在中文老师的帮助下一字一顿地讲中国话，磕磕绊绊，害羞别扭却无比动人。我在用中文回答问题后，学校一位在香港和南京工作过好几年、知道上海话“放鸽子”是啥意思的美国老师，也比较清楚地向学生转达了我的观点。如此曲折、如此纠缠，又如此愉悦！在对外学术交流中，外国学生何尝不知道中文难学？可英文也不只是简单的ABC啊！2015年再次赴美参加“中美伦理实践与跨文化对话”学术研讨会时，我沿用了英文演讲加中文回答问题的做法。这次我还邀请了一个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老师帮我翻译，她既熟悉中国语言又了解美国学术界动态，是典型的“两栖人才”。没有谁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汉语表达也没有影响学者们的情绪。
在这些对外交流中，我感受到，语言固然是交流中的一个障碍，但并非不能克服。来自中国，为了尊重对方，我讲英文，再困难也要克服，但中文依然是我最好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如果一味迎合，看似礼貌，却会丢了自己最擅长的本领，不见得是好事。
有限的个人经历当然不能严丝合缝地回应“汉语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这样的判断。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语言的障碍尽管一直存在，但只要不是自我矮化，只要抱有平等交往的坦然心态，只要不是那么想当然地人为拔高交流主题，那么，障碍是可以被逐步克服的。
对此，有几点感受和建议：
第一，把思考和表达分开，并寻找和培养理想的“转换插头”。仅就国际学术交流来说，首先引起关注的恐怕还是学术水准和研究能力。官有官道，学有学路，有没有水平，同行之间欺瞒不过。所以，扎实的功底是必须的。其次才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这两者之间的重要性不应颠倒混淆。语言学家讨论过“转换生成语法”等大众搞不明白的艰深学问，但简单说，其大意就是要找到母语向别人能听懂的语言转换的那个插头。有时候，这个插头是学者自己，功能可能还不那么稳定，连蒙带猜的，明白就是王道；但有时候，也可以求助像莫大伟这样的汉学家、在多个国家生活工作过的“跨文化人士”、“双栖人才”等，他们是比较理想的“转换插头”。毕竟，会喝酒不一定会打醉拳。从讲好“中国故事”来看、从对外提升软实力来看，把思考和表达进行分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笔杆子、嘴皮子不一定集于一人一身，学者和翻译者可适当分工，官员和游说高手也可以适当分工。培养一批高质量、坚固耐用的游说者、翻译者等，可能是解决语言交流障碍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第二，在国内的生活场景中尤其是公共场合，尽量设置多语言的情景，也可以平行使用多语言的指示。就对外交流而言，便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现实生活中来看，上海公交车上的语言“搭配”有借鉴意义：报站名用的是普通话和嗲嗲的上海本地方言，驾驶员右侧上方的显示屏则显示英文字幕。结果，不仅是方言、母语、外语各得其所，母语、方言的认同感也在增强。这无疑值得提倡。如今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在公共场合如果有多语言展示和使用，就会更加便利国际人士在中国的生活。这其实也是更好地展示中国、展示中国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第三，对语言和软实力的关系要有正确的立场和看法。语言是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对于语言在软实力中所起的作用要正视，但不能夸大。相对于母语，外语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转换插头”，但强大的电源依然是浸润其中的祖国文化，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对这样的文化之根，美国人很自信，中国人也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学习、了解别国文化，不是为了淹没自己，丧失自己，而是为了成就更好更加丰富的自己。在语言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取。然而，如果说学习英语曾经是近代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不得已选择，那么，今天则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多一个转换插头的责任、权利和能力。旅途之中人人都希望有一个万能插头，但无论怎样，插头不是电源。承认中文艰深，承认力往神来肆意挥洒的汉字书写非一日之功，不等于忽视十几亿中国人日常运用着的活生生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此外，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是双向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少外国人学习中文的热情也开始逐渐增长，对此，我们乐见其成，更相信点滴涓成，水到渠成。相对于语言，行为实践是体现文化软实力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而通过数代的养成教育，中国人如果都从容自信、荣辱不惊，给人一种有风度有修养有情怀的优雅感，自会吸引新生代的马可·波罗。如此双向的更加平等的交流对话，岂不是更好？也岂不是软实力的一个更好的体现？
话说回来，还要感谢莫大伟的提醒，就算他说的话不中听，也姑且听之。假如汉语真的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那么，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力气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花更多的力气主动推广汉语，花更多的力气培养大师级的汉学家和游说高手，花更多的力气实现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走过风雨，今天的中国应该可以包容一些刺耳的声音，有容乃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人们心性修养也会随之渐增，慢慢地就有了更多自信，面对各种评说时也就更有了定力和辨别分析的能力。
无论是魏晋风度、盛唐气象，还是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后的冷眼向洋，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一直不曾局限于纠结于中文还是英文，而是根底里对自身文化的守成、变革和重生的种种思虑。西方强势文化所携带的语言偏好确实一度使中国人产生自卑心理，但不该成为长久的价值导向。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才是真正提升软实力的铸基之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7月2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