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1850年代不同时期的行名资料可发现，汇票代理、船舶、银行、印刷、书业等行业一度不断发展。但上海动荡的局势也导致洋行大量歇业，对外出口大幅下降。
1852年创刊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其1854年版为目前国内可见最早的版本，刊印侨民经商和生活信息，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年鉴中所提供的《在沪洋行名录》，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洋行信息汇总。本文利用1854年、1856年和1858年《上海年鉴》所载《在沪洋行名录》进行对比研究，以考查开埠初期上海洋行的兴衰更迭情况。
最早开始刊登洋行行名信息的是1854年《上海年鉴》，此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对比1854和1856年《上海年鉴》的行名资料可发现，这一时期新增洋行共有41家。汇票代理、船舶、银行等传统行业不断发展。其中汇票代理商增加最多，新添5家，分别为丕吉（Baker, T. J.）、恒吉（Hancock,H.）、公和（Hardy, T.W.）、渣敦（Jordan, V.P.）及Mackenize, W.（无中文名）。船舶航运业洋行也迅速增加，新增造船厂四家：Lamond, M. & Co.（兼营船舶铁匠）、外虹口船厂（Potter, M. L.）、Rogers, J.（兼营木匠）以及Trannack & Co.，另有一家Sutton, H.为帆船制造。银行也逐渐增加，除此前的丽如银行外，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和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也见于行名录记载了，另外新开一家仓储洋行Mackenize, H.和一家评茶的洋行阿花威（Scholedield, C.）。
印刷业、书业等行业分类始见于1850年代的行名录。1856年《上海年鉴》中与印刷业、书业相关的有望益纸馆（Carvalho, J. H.）、洋文书馆（Shanghae Library）和墨海书馆（Wylie, A.）三家。
望益纸馆的负责人在1856年和1858年记为Carvalho, J. H.，在1861—1877年之间的行名录上都记为Carvalho, A. H.，Carvalho, A. H为《北华捷报》的监工。1858年的行名录上，两人姓名都刊印在册，Carvalho, J. H.为望益纸馆的负责人，而Carvalho, A. H只出姓名而没有标明具体从事的行业。不过可以判断的是Carvalho确为两人，可能还有亲缘关系。望益纸馆到底从事什么业务呢？《沪游杂记》中有“白鸽票发财票”条目：
别发洋行、望益纸馆皆有吕宋白鸽票，一票洋六元，票以号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闻届时先设二大柜藏纸卷，一为号数，一为彩之多寡有无，令人分柜摸纸卷，同时并掣喝报以定赢输，得彩电线报信。从前寓沪西人亦有仿此法者，名发财票。
别发洋行英文行名为Kelly & Co., 首见于1872年行名录记载，称其经营业务为书商、文具店、新代理和烟草。从“白鸽票发财票”的介绍来看，望益纸馆和别发洋行刊印的是类似博彩业的彩票，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印刷业”。
墨海书馆则是真正意义的印刷业了，《上海年鉴》到1856年才列出“墨海书馆”条目，此前只记录了负责人名字，1854年《上海年鉴》传教士名录中将“Wylie, A.（伟烈亚力）”列入印刷业。事实上墨海书馆于1844年就已经开设，最初由伦敦会麦都思主持，在1847年伟烈亚力抵沪后由伟烈负责，后印制了大量关于宗教和科学的书籍。
伟烈亚力来沪时携带了圆筒式印刷机为墨海书馆使用，以牛代替蒸汽作为动力，华人惊奇，时人咏颂：“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洋文书馆（Shanghae Library）1849年在上海成立。外国侨民将此前在广州和澳门收藏的书带到上海，洋文书馆成为上海及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到1854年，已经积累了1276本著作，订购了30种期刊与报纸。
此外，新开一家泰兴行（Kupferschmid & Dato），主营计时表和钟表制造兼营仓储。连同业已开张的利名钟表行（Remí, D.），此时上海已有两家钟表行，上海对钟表一类科技产品的需求可见一斑。医疗方面，除去经常提及的哈尔医生和长脚医生外，1856年在录名单上又多一名指望医生（Sibbald, F. C. ）。该医生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可见当时在沪洋人的医疗水平较高。这阶段还增设了上海最早的一家西式裁缝店备商（Bishop, J.）。因西式服装和中式服装在布料、样式等方面多有不同，一时之间华人裁缝店恐难以满足西人的日常服饰需求，该洋行想必有一批稳定的西人客户群体。此外，它可能还拥有上海本地人的市场。上海开埠后“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华人可能对各类奇装异服充满新鲜感。
市政方面，新增一人Clifton, S.，命为“差馆”，其职能为捕房及道路督查员。Clifton, S.就是Clifton Samuel，是1854年8月由工部局所聘用的捕房督察员。该专员的设立既是为了监督警察，又是为了监管道路。当时洋人对上海县城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道路拥挤不堪，都被店铺所占据。在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中明确规定，租界内的道路像沿浦大路不仅要由租户修补，且只得正经商人行走，不准无业游民窥探；租界内的其他道路则不准占塞公路，不准造房搭架，不得堆积污秽等。到了第二次《土地章程》，不仅对上述事项依旧明令禁止，更有五元至十元不同的罚款。这位新设立的督查员主要功能就是监管马路，可见租界内对于道路的管理十分重视。
1856年较之于1854年，洋行数量增加，金融和航运业洋行增加尤为明显，与西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洋行不断涌现。这与产业传播有关，首先进来一批单纯从事贸易的西人，接着，服务于这批特定人群的衣食住行以及医疗教育等相关的产业也发展起来。
1858年的行名录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较之于1856年增加了50个洋行。这两年增设最多的仍是船舶相关的洋行，有科富蓬店（Coomas, F. D.）、隆茂（MacKenzie & C.）、浦东（Mitchell. A）、皮而生（Pearson, F.）、永成街色登蓬匠（Sutton, Henry）以及裕隆（Tilby, A. R.）。需要注意的是名为“浦东”的洋行，此名可能并非该洋行真实之名，因择地在浦东而以此代称，此为行名录中首次标明洋行设于浦东，而且据记载，该行从事船运杂货或帆船制造，而且可以制造轮船。裕隆洋行也需要稍加解释，该洋行为船舶掮客，并从事拍卖受损货物以及一般商贸代理的业务。该行所经营的业务首次见于行名录，应当与从事航运的中小洋行有关，因航运所承担的风险较高，故而也有相关的保险公司，此行估计将一些受损的货物回收拍卖，将遭难洋行的损失降为最低，当然也能谋取一定利益。
其次增长较快的为医疗方面的洋行，共有3位医生和1家药店，分别为柏医生（Bell, Thos., Goodall, C. W.)、补医生（Burton, G.W.)、合信先生仁济医院（Hobson, Benj.）和润馨药房（Muford, J. D.）。
医疗事业自开埠以来就是发展迅速的行业，不仅人数增长，且门类越来越细，此前即有的外科医生和普通医生仍旧增长，独立的药房或者药剂师也随之出现。
饮食业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于是一些配合西人饮食习惯的饮食洋行迅速崛起，比如有得利（Baron, J. S.）、埃凡（Evans, H.）、新德记（Hogg, G.W., & Co.）等数家洋行分别经营面包、饼干、红酒、雪碧、啤酒等。
行名录中还有一位洋商丰顺（Holmes, C. M.）也应当归入饮食业，因他的主业为“屠夫”，可见当时西人已经有专门的肉类供应商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门类洋行的新设，比如第一家在沪西人开设的餐厅——义利，英国商会秘书裕盛（Pattullo, S. E.）抵沪，还有上海第一位摄影师李阁郎（Legrand, L.）的到来，当然李阁郎也兼营钟表业务。此后上海的照相馆和酒店餐馆逐渐繁荣。一些传统行当也有所增长，诸如主营茶叶监察的天青威厘臣（Wilson, Craven）、仓储类的下海浦（Seaman's G. C）等的开张。
这一时期，早年增长快速的汇票代理商却只增加了悲支（Page, F. M.）一位，其中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行名录中还有一位比较特殊，即Hallpike, J.，行名录记该商为鸦片掮客。鸦片贸易在当时对华贸易中占据重要部分，但属于走私性质，且大多垄断在一些大洋行手中，此处竟然明目张胆将他记为鸦片掮客，不知何故。
多样化经营应是当时洋行的生存之道。丰裕洋行(Fogg, H. & Co.)和福利洋行早先已经成立，丰裕行早先经营经营船运杂货、仓储，1856年时兼从事拍卖行生意，丰裕洋行就此还在《北华捷报》上刊登广告宣传自己的业务。福利洋行(Hall & Holtz)此前以食品业起家，到1856年时则转而经营食品业、船运杂货、一般仓储。该行自然也会借《北华捷报》这个平台宣传其销售的产品：
出售
刚到货，在签署人的商店里有售
大量出售高品质加利福尼亚面粉，每袋五十磅，极便家用，每袋四元。另有最高品质火腿和奶酪，高档饼干、咖喱粉、以及酱料，切条芒果酱，大量鞋、靴，大小灯罩和烟囱，以及其他各式商品。
福利洋行
上海，一八五五年十月六日
由上面的广告可知福利洋行销售的物品可谓五花八门。由这些食物就可知当时西人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因来到异国他乡而改变，火腿、芝士等这些中餐不常见的原料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于是自然有相关的洋行从事此类贸易。
其他洋行产业的变化与1854年没有太大变化，上文提及的汇票代理商和银行的逐步增加，使得上海的金融事业在与大洋行的斗争中稳步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字林西馆、望益纸馆、墨海书馆等著名机构出
版了一些时事相关的著述，还有一些经典著作，在丰富上海文化产业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医疗方面，在册医生已经有4位，其中有两位还是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
1850年代对于上海来说是动荡岁月，许多武力事件一次次冲击着原本正在迅速发展的上海经济。动荡的局势导致洋行大量歇业，对外出口大幅下降。本文对此也略作介绍，但不详尽展开。
对比1854年至和1856年年鉴，有15家洋行不再见于行名录。
歇业最多的为航运船舶相关的洋行，共有4家，分别为：义利（Donaldson, C. M.）、Purvis & Co.、Wendler, J.和Young & Lamond。这反映当时在上海的航运船舶类为主的行业竞争之激烈。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洋行担心起义军会攻击他们的船队，故放弃原先的长江航道，航运受损，船舶业自然会衰退。
再看1856—1858年间，关闭的洋行更多，共有26家。歇业最多的依旧是船舶相关洋行，也有4家，分别是：外虹口船厂（Potter, M. L.）、Rogers, J.、Sutton, H.、Trannack & Co.。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854—1856年的行名录，此时段船舶业总体上是兴替频繁，虽停业8家，但新增9家。
其他诸如医疗、汇票代理、宗教、仓库、裁缝等行业也有洋行歇业。负责道路检查的Clifton,S.也不再见于记载，但根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可知，这位受雇于工部局的道路检查员在1860年之前可谓掌握重权，最终因工作失当而于1860年11月被迫辞职。
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其势力在江南地区进一步扩大，而小刀会起义也在上海到达顶点。
如果排除洋行自身经营的问题，洋行陆续歇业应当与动荡时局不无关联。
至此，本文将1854年至1858年《上海年鉴》连续发行的《在沪洋行名录》做了大致梳理，从中不难发现《上海年鉴》作为编年体史料的重要研究价值，同样，我们也可从洋行的更迭、业务的兴衰等变迁中窥得时代大背景的变化。
(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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