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十分滞后，许多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尚未真正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还是在“改革”也即“全面深化改革”上，即通过构建统一有效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真正实现市场化配置资源;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负;通过进一步双向开放的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以开放倒逼改革，最终构建公平竞争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和内在动力。
作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长期经济增长，乃至世界经济会产生深刻影响和意义。近一段时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诸多媒体、专家学者以及政策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提出诸如“中国拥抱供给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放弃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范式”，甚至说供给侧管理就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说“资源配置由政府决定”，等等，可谓观点众说纷纭，各种解读说法不一。有些看法显然把经济学中的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截然对立起来了，有些则是不清楚不同经济学流派中“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背后的理论支撑不一样;有些则认为同样强调供给侧改革，但是在不同背景、发展阶段下的供给侧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做法其实也不一样。笔者在此围绕“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这一主线，从经济学流派演变和思想史角度，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需求分析加以理论梳理;同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分析。
“供给分析”、“需求分析”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不同
从经济学发展来看，供给和需求分析始终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和分析方法。从经济思想史演变来看，从封建社会晚期开始强调“流通领域是财富的源泉”、“贸易平衡论”等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财富观、增长观在逐渐走向衰落以后，随着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源泉和经济增长问题。这个时候，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配第创造性提出了价值由劳动决定的思想，进而形成了初步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货币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即从自己不完善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财富增长来自于生产领域，来自于供给侧。在此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均坚持劳动价值论，正确地回答了社会财富的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就形成了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决定增长的分析传统。尤其是斯密在其著名的 《国富论》中提出“劳动是供给国民一切生活用品的源泉，而一国消费品的供应情况的好坏则取决于年产品和与消费者的人数比例”。而决定这个比例的两个条件“一是国民劳动的素质，二是生产型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而这又取决于推动劳动的“资本量大小和资本用途”。李嘉图则是进一步坚持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使得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的问题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传统;与斯密不同的地方在于，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分析除了强调财富来自劳动创造以外，他更加重视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分配成为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则坚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分析传统，并创造性提出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即活劳动创造价值的重大思想和理论判断，并以构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生产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扩大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著名学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需要指出的是，以配第、斯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都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生产论出发，强调供给侧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进入19世纪初期以后，随着“李嘉图体系的瓦解”，19世界70年代形成了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和边际经济学流派。特别是戈森提出的“效用最大化”和“享乐总量最大”原理，并运用数学边际分析方法加以定量研究，开辟了数理经济学分析的先河。后来的门格尔、庞巴维克等通过分析人类欲望、需要、消费等变化，则进一步提出了效用价值论，即物品的客观价值大小不是取决于劳动价值，而是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效用大小，从而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分析转向了效用价值论分析，用价格分析代替价值分析，用生产分析取代了消费分析，用需求分析代替了供给分析，形成了消费者的效用理论、价格理论和需求理论，从而形成了强调需求侧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可见，从古典经济学发展演变来看，强调供给分析、生产分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强调需求分析、消费分析的边际经济学，二者背后的价值论基础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劳动价值论，更多使用的供给分析和生产分析;后者则强调的是效用价值论，更多使用的是需求分析和消费分析。认识这一点，应当对我们今天提出并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所启示的。
供需均衡分析的微观经济学传统：均衡价格理论与市场自动均衡说占主流
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即马歇尔经济学，分别形成了需求理论、供给理论以及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均衡价格理论，即所谓的“马歇尔供需交叉法”分析范式。该分析范式把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分析与边际经济学的需求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供求论和均衡价格理论。这里，需求方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供给方则以生产费用论来说明，然后形成供求关系决定均衡价格，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市场机制的原理，认定市场供给方与需求方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价格机制;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从而通过市场内在的均衡机制实现市场出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机制会自动实现供需均衡，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短缺或者供过于求的过剩，即使有短缺或者过剩，也只能是短暂的，市场供求会很快实现自动均衡，形成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这是也就是资源实现最优配置和市场出清的结果。
马歇尔的供需交叉分析方法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本框架。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资源配置，回答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如何实现最佳配置。长期以来，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形成的需求原理、需求表、需求量，供给原理、供给表、供给量以及厂商均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规模经济与边际报酬等为重要内容的微观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分别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单边分析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坚持供给与需求“双边机制”的分析逻辑和框架，把供给与需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均衡价格理论说明市场出清机制。因此，以供求均衡论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强调市场机制和供求自动均衡的分析传统和政策主张，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自动均衡学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析中始终以单个商品市场的需求、供给和价格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属于微观均衡和局部均衡;强调通过供求机制实现市场出清，也是局部市场出清，而非总量均衡和总量出清;显然，这里也不涉及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匹配与均衡问题。这一点实际上与我们今天即使强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双边结合”的宏观均衡及宏观的结构均衡的含义和政策是有很大不同，对此，应当需要格外引起注意。
市场失灵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政府干预理论与需求侧管理政策的兴起
20世纪初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多次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1933年的大危机以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和市场自动均衡学为标志的所谓正统经济学的地位。长期以来被人们坚信的“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市场出清和自动均衡”假说被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打破，市场万能论的神话遭到破灭。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并鲜明指出所谓正统经济学全部假说隐含的错误所在，认为所谓的“市场自动出清”假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出现自动充分就业均衡的趋势，原因在于总需求往往小于总供给，因此现实中总会存在大量的非自愿失业，而要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就必须由政府扩大总需求的责任。据此，凯恩斯通过提出著名的“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进一步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政府通过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通过投资乘数原理，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整套宏观需求管理的政策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革命性意义”。凯恩斯否定了市场自动均衡假说的信奉，指出了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失灵这一问题;同时，也通过引入货币理论分析框架，把经济增长和波动、就业、经济运行与国家调节、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引入经济学分析范畴，从根本上否认了所谓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人们也把对自斯密以来信奉的“自由放任学说”行为的否认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引入了政府干预的思想，主张通过加强需求管理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突出强调短期的需求侧管理，主张短期内政府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二战以后至今，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即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使用了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推动复苏，其背后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的政策理念和范式。
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政策突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强调宏观总量的管理，例如就业、物价、增长、需求等重大变量;二是强调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主张政府干预弥补市场失灵;三是强调短期管理和政策调节，因为“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的”。无疑，以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其理念就是强调短期的需求总量管理政策，属于典型的短期的需求侧的管理理念和政策。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在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适当加强需求侧管理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现实意义。
“滞涨”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失灵、供给经济学的诞生及其在美国、英国的实践
二战以后到1970年代这段时间，在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发达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全面政府干预和刺激计划，经济增长确实经历了黄金增长周期。但是从1970年代后开始，西方经济普遍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所谓“滞涨”。“滞涨”问题导致了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政策发生了全面危机，很多经济学家指出，滞涨的出现就是因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干预政策所致，因此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一时间普遍出现“回到萨伊那里去”，主张从供给侧加强经济管理的思路和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独立的经济学流派，就是供给经济学派。该学派认为面对滞涨局面，凯恩斯主义和随后出现的货币主义也很难对此解决，因此他们提出加强供给侧管理，注重刺激储蓄、鼓励投资，通过减税(如著名的拉弗曲线)调动劳动的积极性，从理论上主张重建萨伊定理，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供给分析的经济学传统。
作为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理念相反的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其实质是反对政府干预思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因此，这一主张分别得到当时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青睐，这就有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实践。前者在1980年代采纳供给经济学的理念，在美国实行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实行低税率，提振美国经济，增加国家税收和大众财富。撒切尔主义同样借鉴供给学派思想，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通过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打破当时的工会垄断，提升市场竞争和效率，着力通过改变供给侧的因素推动英国经济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一，1970年出现的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是在当时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一筹莫展的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应对之策，其背后就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恢复强调供给侧的萨伊定理的分析传统;第二，以供给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本质上也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念和主张，这些国家先后通过实行私有化等，放松市场管制，刺激供给侧的经济活力和效率;第三，供给经济学在许多国家的实践结果表明，这个政策主张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里根时期注重减税，但是也增加军费，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同时，短期内造成美国经济下滑，就业压力增加，导致美国经济新不平衡。今天，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应当对所谓的“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等予以科学分析和思考，不可仅仅做简单对比和照搬。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越“供给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供给分析、需求分析以及供需均衡分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发展和经济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一对概念，也是市场经济运行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在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具有很强的经济学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意义。
显然，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一个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解释，又能够符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这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和富有创新意义的任务。结合经济学供给分析、需求分析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分析逻辑和中国发展的特色和实践，笔者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应当有如下几点丰富的实践发展内涵和理论创新价值：
首先，从“供给侧分析”来看，提出了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一个非常要害和实质的问题，即供给侧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效率问题。众所周知，1980年代新增长理论与以往建立在边际报酬递减基础上的所谓新古典增长理论即“旧增长理论”不同，就是在于强调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生产函数投入的知识、技术等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从而内生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提升这些要素的生产效率，改变长期增长中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强调通过知识、技术等要素创新，实现边际报酬递增型的新增长模式。今天，中国经济从增长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创新驱动增长，本质上就是要实现收益递增型的新增长。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必须高度重视传统三大要素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土地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高度重视并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及其内生的创新动力机制;高度重视创新机制推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提升产品质量和环境质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因此，中国特色的供给侧分析框架，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和效益问题。毫无疑问，所谓“提高供给侧质量体系”，理所当然也就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
其次，从“结构性调整”分析来看，中国经济需要亟待解决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当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速下滑、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经济风险上升”即“四降一升”的背景和问题。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四降一升”，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产能过剩，结构性供给过剩与结构性需求不足并存，总体上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降，企业投资预期收益下降，因此即使在银行利率和准备金下调的情况下，企业投资意愿仍然不足，这就造成投资需求“断崖式下降”。所以，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问题就是加快结构调整，包括供需结构匹配、企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提升等。为此，必须通过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任务，为经济“消肿”，为增长“减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消除无效供给，提升有效供给，引致有效需求。当然，在去产能等一系列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企业“关停并转”等短期阵痛，市场出清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经济下行和失业加剧等问题，这个时候加强适当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稳健的货币政策也是不可缺少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的本质不是在“供给”或者“需求”之间进行简单选择的问题，而是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在推进结构性调整过程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第三，从“改革”分析来看，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系列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和现实紧迫性。所谓的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从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分析框架来说，结构问题是假定不会出现的，因为市场机制与微观企业会自动通过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出清。但是，这个分析逻辑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包括完善的商品市场机制和要素市场体系。显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不够完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十分滞后，许多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尚未真正完成。也正因为如此，市场配置资源就无法形成市场出清机制，大量的领域和环节仍然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所谓的“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困境和问题，本质上就是资源错配的结果。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还是在“改革”也即“全面深化改革”上，即通过构建统一有效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体系，真正实现市场化配置资源;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负;通过进一步双向开放的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以开放倒逼改革，最终构建公平竞争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环境和内在动力。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包含了“供给侧管理”、“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这样三层含义，而且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新常态下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逻辑。在这个大逻辑中，供给侧是着力点，结构性调整是着重点，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结构性问题，从而才能优化供给侧的体系和质量，最终也才能够确保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短期调整与长期增长的有机统一，是体制改革与结构升级的有机统一，也是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有机统一。
总之，中国今天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和“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当年供给经济学面对的是“滞涨”，我们今天则是“滞而不涨”;当年供给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供给不足，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则是供给过剩;而且由于发展阶段和时代背景不同，这就注定了中国今天选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也与当年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等有很大不同。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是拥抱供给经济学，更不是复制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而是根据经济思想史长期发展演变中形成的供给分析、需求分析方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创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它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动力，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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