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想一想，微信微博，真的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人与人之间自由畅快的交流吗？或许真相并非如此。人们宁可在微信上快乐地打招呼，在现实中却常常形如陌人冷漠相对。传统时代的茶馆，作为公共交流的“场”效应，被虚拟空间替代了，结果只是人们既可以更好地释放自己的真实情感——吐槽，也可以更精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形象——伪高雅。
段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研究员。2014年9月获第四批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新闻出版总署）。兼任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焦虑，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反映了人的内心的某种状态，或许是某种畏惧、不确定性、或者不安全感产生的紧张与不适。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快乐时光，也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焦虑印迹。就好比当下的大数据时代。
必须承认，我们已经离不开大数据了。马云通过淘宝大数据找到“90后”消费族群，腾讯通过微信定义人们的社交偏好，百度通过搜索重新界定人们的行为规律。公共服务部门运用大数据作出决策，比如观光限流，交通管制，气象预测甚至包括教育政策中的择校制度安排等等。
然而，人类在享受大数据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个人隐私被曝光的风险，越来越多的人不可避免地卷入大数据背后那股未知的洪流。“世界数据化”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当代社会秩序与传统伦理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就是大数据时代的伦理焦虑。
美国“棱镜门”事件犹如又一枚原子弹，震惊了互联网笼罩下的世人，不止一个国家卷入隐私被窃事件。有资料显示,美国设在犹他州的“棱镜”服务器的容量足以储存未来100年整个人类的电子信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滥用、盗用、乱用问题,始终是技术与文明绕不开的挑战与考验。
人们难免畏惧，但大数据时代下的畏惧，在我看来，最主要地表现在人际沟通的弱化。想一想，微信微博，真的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人与人之间自由畅快的交流吗？或许真相并非如此。人们宁可在微信上快乐地打招呼，在现实中却常常形如陌人冷漠相对。传统时代的茶馆，作为公共交流的“场”效应，被虚拟空间替代了，结果只是人们既可以更好地释放自己的真实情感——吐槽，也可以更精妙地隐藏自己的真实形象——伪高雅。沟通交流的现实场景支离破碎之后，人们真实的社交技能不是增强了，反而是退化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在什么时代，拥有如何先进的技术，人际沟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试想，在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世界里，世界将依赖机器提供的数字运行，人们逐渐失去与他人打交道的兴趣，人的真实体验、人的本质存在，包括人类社会的存在，又将依存何处、落脚何方呢？细思极恐，这难道还不让人深感畏惧吗？
另一方面，数据的作用在大数据时代可能被神化，特别是有些媒体只为博眼球的报道显得数据的价值被过于夸大。过于依赖数据而不是个人品格是一种数据异化的表现。在这种异化之下产生的影响就是对于诚信忧虑的加深。人的品格和感情高于数据，割裂个人品格选择的数据将不再具备可分析性。过度依赖数据是一种伦理的失范，伦理规范是指导大数据技术有序进行的基本准则，诚信应该是所有数据的基础，个体品格应该贯穿于大数据技术的始终。数据造假事件，我们耳闻目睹过多次。为了达到商业目的，人为设定数据轨迹，欺骗公众，这样的事儿时有发生。花数百元就可以买到微信文章10w+阅读量，这是对数据的讽刺，还是对人的讽刺，尤其值得我们反思。
混乱，不确定性，信息的无序，导致真实与虚幻的忧虑，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在2015年6月，就有一个“大连小伙从2013年底每次外出开房都被警察带走”的新闻，究其原因是因为将其与其同名同姓的毒贩资料弄混了，一年多来只要他每到一地，一入住酒店，一登记身份信息，当地派出所就会派人来。不久，在网友同情声中该事件又发生了逆转，杭州警方声称，仔细核实录入资料和照片，确定是同一人。顿时网上哗然，网友戏称其“影帝”，不料最后事情再次反转，大连警方回应是警方缉毒队信息录入错误所致，至此事情才终于尘埃落定。该事件将数据产生错误所带来的问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严重的伦理焦虑来自于某种不安全感，并由此引起的心理担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肉搜索。这是对个人隐私赤裸裸地侵犯。用大数据技术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进行伤害，是大数据霸权的一个突出表现，必须加以有效规制。不可否认，人肉搜索在“虐猫事件”、“华南虎事件”、“辽宁女事件”等事件中体现了良好的公众监督社会作用，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人肉搜索带来的负面效果值得警惕。在“人肉搜索”行为中如果不加法律等的约束，极易演变成为网络暴力、民意审判，进而左右对事件的公正判断。个人信息（如个人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甚至在小学时候的成绩单）在网络上非法公布，对个人极易造成极大困扰，干扰个体正常生活，使得公众深忧隐私安全，丧失个体生存尊严。
还有一个层面，是个人隐私与公共管理之间的紧张压力。相对于大数据基于商业利益需求对于个人用户隐私的侵犯来说，基于公共安全需要的个人数据收集与隐私窥探同样需要引起关注。当美国的“棱镜门”、英国的“时代”计划、德国的木马病毒一一曝光后，人们对信息监控与公民隐私保护之间的质疑日益加深：到底政府监督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恐怖主义的侵扰，还是将公民的私生活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当这些国家之间相互指责对方的窃密行为违反法律与道德，却对自己的窃密行为予以辩解的同时，普通百姓间则引发了对大数据肆意使用侵犯个人隐私的心理恐慌。
大数据带来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人们在大数据的围观下是否正日渐成为“装在玻璃瓶子里的人”？ 正如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所言，“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助力推动人类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一旦控制不好，也可能成为成为悬在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之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大数据时代下，解决人类的伦理困境与焦虑，可能真的只有靠人类自己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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