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中国不少重要术语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些西方国家也的确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确立话语霸权。但是，如果我们能“站在中国立场之外”，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传入的术语加以科学的批判，就能有效地抵御西方话语霸权。这样，我们就会逐渐地掌握当代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逐步掌握当代话语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向世界的一般性转变的过程。这种话语权绝非是话语霸权，而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的一种对称性的话语能力。
学术界普遍认为，如今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如同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一样，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失语”现象也十分明显。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也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比“误解”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
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这是115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中国的历史科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大会首次在会议主议题中设置中国议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让海内外学者从“全球视角”而非“中国视角”来共同探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有效促进了两种视角的交融。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位积家历史学奖获奖学者塞尔日•格鲁津斯基表达了其对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间”的理解。他认为，比“误解”更严重、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西方无可避免地需要努力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格鲁津斯基指出，今天的历史是全球化的历史，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定义全球化，而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对方，如果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就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对中国而言，其实也可以主动向外界去讲述自己的历史，不用一味等待西方人来讲述。”
就如何讲述中国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一直强调，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环境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本世纪（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的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社会环境即是国情。但当时许多学者对社会环境（国情）的理解会简单化。实际上，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已经初步看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为应该挖掉三层“陈土”（军阀、官僚、政客）。这样的认识虽然仍觉肤浅，可是却具有明显的先见性。1982年以来，章开沅一直强调社会历史土壤的研究，就是由于从孙中山那里受到启发。除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结构外，还特别重视更加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这就要求，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同样，中国学者要发出关于中国研究的权威声音，海外学者要真正读懂中国，也应通过跨民族、跨国的历史研究，用更宏观的思维，找到共同的道路来解决现实和未来的一些重要问题，才能避开冲突。
构建话语权必须超越“西方中心论”，而这需要新方法论
放在历史的视角看，话语权的困惑远非今天才有。
19世纪美国《排华法案》通过的时期就是“黄祸论”流行的高潮时期。“黄祸论”是当时西方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污蔑、丑诋和寻衅的核心话语之一。随着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开始出现批驳“黄祸论”的文章。但多把重点放在批评当时政府和国人缺乏应对之策，没有采取有效的改革行动。
放在历史的视角看，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话语权背后的核心问题。话语权列强喧嚷“黄祸”，不仅是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其背后还隐藏着殖民主义者要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的企图。20世纪初，孙中山就认识到列强只乐于使中国长期充当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他说：“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这条（工业化）道路的倾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对此，孙中山指出：不论列强会采取何种态度，中国一定要发展工商业。被视为“民族魂”的鲁迅更是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但也不能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宣称“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今天，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综合实力已有较大提升。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中国不应仅仅对西方立场作出被动回应，而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和“公共产品”。构建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正确探寻构建的具体路径离不开方法论上的启示。
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超越“西方中心论”，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角度来认识和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反思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开展当代中国各研究领域间的对话和交流，积极参与全球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正确回应时代问题的挑战，建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中国话语，是发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路径。要顺利地沿着这条路径行进，需要一系列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超越“西方中心论”。
第二，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对称的话语能力，形成中国特有的反映当代世界走向的话语系统。不可否认，中国不少重要术语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些西方国家也的确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确立话语霸权。但如果我们能“站在中国立场之外”，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传入的术语加以科学的批判，就能有效地抵御西方话语霸权。这样，我们就会逐渐地掌握当代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逐步掌握当代话语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向世界的一般性转变的过程。这种话语权绝非是话语霸权，而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的一种对称性的话语能力。
第三，利用历史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研究时代问题，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新形态。中国传统话语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其功能和作用方面。要打破或超越传统的形式，形成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域，必须首先关注历史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新成果，提炼出其中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利用历史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去研究时代问题。话语权研究及其中西对话和交流，其最终价值取向是立足于世界的当代中国及其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话语权的意义只局限在中国，而是强调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在中国，故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在中国。脱离立足世界的当代中国及其发展，中国话语就谈不上向世界的话语体系转变。
第四，加强对智库的研究，寻求塑造中国话语的主动权。西方智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重大决策，更能广泛影响大众舆论。智库的涉华研究，也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显著影响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因此，需要对西方智库的涉华研究进行长期的跟踪、梳理和研判。不仅要持续跟踪主要智库的研究报告，深入分析其主要观点、传播范围、影响程度，准确判断舆论总体优势，而且要加强与国际主要智库的交流对话，积极发出中国的声音。
第五，以中国学研究，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碰撞、相互学习、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将是一个竞争过程：道路的竞争、理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而这些竞争的根本是文化的竞争。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的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的必要工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所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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