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时代,师生关系、同年关系是重要的内容,这在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人那里有明显的表现。但是,在郑观应的关系网中,这些因素不明显。相反,管理近代企业的技能、洋务知识、西学知识,与外国商人的关系等等近代因素,在郑观应关系网中占有重要地位。
“澳门之子”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洋务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之所以能够在晚清商界、洋务派企业和思想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与机遇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圈。郑观应是一个善于交际的绅商，无论是在同乡圈子，还在江浙士绅圈子，或是在晚清商界、政界、学界，乃至道教界，他都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有广泛的朋友圈子，拥有产生巨大能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亲缘、地缘、学缘和业缘
一般来说，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与生俱来都会拥有基于血缘的亲缘关系网络和基于祖籍或出生地的地缘关系网络，随着个人的成长，我们还将会拥有学缘 (求学过程中的老师与同学关系)与业缘(职业过程中的同事伙伴关系)。郑观应的社会交往基本上也沿着上述几个关系网络展开，不过，由于他长期修道，还增加了一个基于道学与修炼的神缘或者道缘关系网。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是一个由同心圆组成的四元结构网络，每一个同心圆都是一个子网络，都有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核心到边缘的不同层次。这四个同心圆互相有所交叉与联系，共同构成郑观应社会关系大网络。第一个同心圆，即地缘关系，对郑观应的影响主要在事业起步阶段，从起先到上海投奔叔父郑廷江，到日后在太古洋行的良好发展，都是他盘活地缘关系资源的结果。第二与第三个同心圆，即洋务关系与官场关系，从广义上说，都是业缘关系。这两方面关系，主要作用于郑观应壮年时期，对于他的事业、学问的成功影响最大。郑观应的成功，在洋务方面，所得盛宣怀帮助最大，在仕途方面，在放大《盛世危言》影响方面，所得王之春与邓华熙帮助最大。第四个同心圆，即神缘关系，郑观应身体孱弱，自幼与道教结缘，特别是晚年他对道教的信仰已进入痴迷状态。他与道教界的关系，虽然历时很久，但最密切的是晚年，花了很多钱修道观、做道场、刻印经书，结识了一大批全国各地的道友，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道界关系网。这些人中既有江湖术士，也有朝廷命官，如考察商务大臣张振勋 (弼士) 就是其中的一位。
郑观应所交往的人形形色色，不但人物本身复杂，他与各种人物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例如，在郑观应庞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就身份而言大致分为朝廷官员、开明知识分子、商业伙伴和道友四个大类，其中朝廷官员以李鸿章、盛宣怀、左宗棠等人为代表;开明知识分子以经元善、谢家福、王韬、沈善登等人为代表;商业伙伴以唐廷枢、徐润、卓培芳、麦奎因等人为代表;道友以万启型为代表。复杂在于这四类人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甚至有时候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晰，比如有的还是他的同乡，有的亦官亦商，有的亦学亦商，有的既是亦官亦商，还是郑观应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盛宣怀就是典型的例子，盛是集官商于一体的人物，是郑观应的老上级，同时在很多时候盛、郑两个人还是同僚和生意上的伙伴。经元善，既是候补官员，也是洋务派商人和开明知识分子，同时也曾经是郑观应的同僚。徐润即是他的世交之好，也是他的同僚与生意合伙人，此外还是同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确比较复杂。
核心实是熟悉西学与洋务
郑观应在经营和维护关系网方面，有非常独到的一面。他像同时代许多其他富商一样，捐纳巨资获得候补道头衔，为的就是取得与官员交往的资格，打通与官员交往的通道。尽管郑观应本人并不适应在官场上发展，但是他还是非常善于与官场中人，特别是洋务派或者倾向洋务的官员打交道的。与郑观应保持了良好私人关系的官员有很多，张之洞、彭玉麟、王之春、邓华熙、孙家鼐、郭嵩焘、郑藻如、龚蔼人、端方等朝廷大员都和郑观应有比较好的关系，很多人都为郑观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其中一些对于郑观应的事业发展还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系网的建立与维持，一般说来应遵循互惠原则。在郑观应与盛宣怀、王之春、邓华熙等人的关系中，郑观应无疑是地位相对低的。但是，他熟悉洋务，熟悉洋务企业的运作，熟悉西学，他还著书立说，这在整个晚清开明士绅群体思考国家富强的氛围下，有很大的需求。换言之，这些人在高位的官员非常需要有关西学、洋务方面的智力支持。这是他与这些大员的关系能够维系的根本原因。例如，醇亲王委托郑观应购买军火，他尽心尽责地与洋商联系，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盛宣怀在争夺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屡次请郑观应出力帮助，达到了盛想要的结果。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郑观应写给各级官员的政策建议，比如他积极上书左宗棠推动电报事业，一些地方官员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碰到了困惑和难题，郑观应总是详细耐心的予以解答和提出自己的观点。郑观应通过赠书、请人写序、请人指正等方式，结识了他所想要认识的官员和维护了与某些官员的关系。这种与官场的关系网，也使他受益良多。例如，郑观应与王之春、邓华熙的关系，是绅与官的合作，是知识与权力的合作。没有此前 《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的影响，王、邓不会赏识郑观应。没有邓华熙那样高的地位，《盛世危言》就难达帝听，就难有皇帝的批示，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
亲君子远小人则兴，亲小人远君子则败
考察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比如卓培芳这位郑观应最早的生意伙伴，最后在好几桩事情上都有愧于郑观应;再比如经元善作为郑观应的金兰之交，早年可以说两个人心灵相通、私交甚好，但后来二人之间的关系显得矛盾重重。常因友人诚信问题而导致的投资亏损，被友人骗去钱财之事也时有发生，这使得郑观应对于朋友相处之道有了深深的失望。他在《致天津翼之五弟书》中，写到:
回想昔年各友所欠之款甚多，有合资贸易亏欠不还者，有借项不还者，有骗去不还者。查其借去无力清还者，我已效冯煖焚券尽付祝融；如存心借骗有钱不还者，是没天良，即使追询，料亦不归，作前因后果看可耳(《郑观应集》)。
郑观应非常诚恳地去信徐润，请求徐润能够考虑自己应得投资利益和代为追讨债务，但毫无疑问未有任何作用。对此，郑观应非常痛心，特地作长诗《友道叹》如下:
旧雨来申江，怜余病且贫。云受栽培久，惭未报姻亲。今有生财路，集资已足数。预留万余股，稍迟则难附。商战数月间，倍蓰利可还。屡中不可失，藕此慰愁颜。因为发私蓄，称贷兼鬻屋。电汇恐稽迟，不见一字覆。逼托友坐收，盘费须应酬。仅敷收者费，索借据回头。复求一大老，减息代追讨。易得股票回，珍重以为宝。庸知股息减，贬价犹难沽。股名弗许改，意计皆模糊。嗟哉人心险，贪利不知餍。由来伪君子，礼重言多謟。
郑观应所经历的人情冷暖，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晚年以后，更常常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家人交友须谨慎，希望他们不要再蹈前辙。例如，他在《训长男润林书》中训示儿子要遵守七款原则，头一条就是交友问题，说“余平日交友因爱其才华未知其心术，遂致受累，始知取人之道，须如书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方悉真伪。盖友以辅仁，所以亲君子远小人则兴，亲小人远君子则败。观其友便知其人，盖其人端则其取友必端矣”(《郑观应集》)。
关系网是近些年史学研究中很受关注的课题。关系网的建立与维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科举时代，师生关系、同年关系是重要的内容，这在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等人那里有明显的表现。但是，在郑观应的关系网中，这些因素不明显。相反，管理近代企业的技能、洋务知识、西学知识，与外国商人的关系等等近代因素，在郑观应关系网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来源：《文汇报》201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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