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特别热情好客、礼貌、仁慈、健谈、理智与和蔼的优良品质，与自以为是、虚伪、傲慢、欺诈、腐败、自我欣赏、完全只关心个人利益的负面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旅行者记录中交织在一起，让人着迷、赞叹而又沮丧、烦恼
文学屏蔽了革命
去年1月在德黑兰等候入关的时候，我翻阅着薄薄的《凯撒诗选》:“为了抵达，我穿过怎样的路，在行路之起点，我已抵达终点”(《给心灵的信条》)，“我们是浪，我们的结合是断离自己，岸是一种借口，离去即是抵达”(《离去即是抵达》)。这是伊朗当代诗人凯撒·阿敏普尔写下的诗句。我看到了1393年这个伊朗太阳历的日期，一种时空错位的恍惚占据了我，我知道波斯古老的智慧和修辞，将会一直伴随我的伊朗之行。此刻是星期四的凌晨，也是伊朗周末时间，20年前的每个星期四(伊朗星期六)上午，一个地下文学读书会将在德黑兰开始活动，这是《在德黑兰读》的经典场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部小说还是一系列真实读书活动的记录，在伊朗，其中的差别也许并不重要。
1995年秋，阿扎尔·纳菲西感到在政治的现实和法令的专制下低头，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她辞去了教职，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她挑了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家里来讨论文学，她们清一色是女性。
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秘密时刻，在最奇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今天我之所以会写纳博科夫，是为了庆祝我们即使在德黑兰的逆境中依然读了纳博科夫。这是德黑兰的《洛丽塔》，不仅《洛丽塔》给德黑兰换上一种不同的色调，德黑兰也让我们重新定义纳博科夫的小说，将它转化为“我们的 《洛丽塔》”。(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朱孟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一7页)
一个看似阳光灿烂的起居室，在周末的上午变成了犯规的场所，小说中的世界已经溢出书本，不但占据了围坐在一起的读者的心灵，而且覆盖了她们用来讨论阅读体验的房间，她们所处的世界已经被文学击退而遭到了屏蔽。19岁的纳博科夫同样屏蔽掉了房间外的枪炮声，他孤独地写着诗，把俄国大革命关在了窗外。阿扎尔·纳菲西对她的学生说:“且看七十年后，我们对文学公正持平的信念，能否让我们超脱这另一场革命所造成的黯淡现状。”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 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许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象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不可思议的是，当所有可能性都被剥夺了，再微小的开口也可能成为极大的自由。当我们共处时，我们觉得自己几近绝对的自由。那第一个星期四的早晨，这种感觉便弥漫于空气中。(《在德黑兰读》，27一29页)
《洛丽塔》究竟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这是一个12岁的萝莉被老色鬼强暴的故事，还是一个少女在狱卒的怀里啜泣的绝望故事? 这是禁忌世界的一个传奇，还是撩拨人类内心欲望的一首幽曲? 这是一个野丫头误入歧途、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遭遇，还是一个人的生命惨遭另一个人剥夺的悲剧? 亨伯特的叙述是自白性质的，他侵占了洛丽塔，并且忧喜参半地提醒我们“她无处可去”，亨伯特以理所应当的正常态度表达出对于生命的冷漠，尤其令人震撼和胆寒。更重要的是，亨伯特既是侵犯者也是叙事者，在亨伯特的叙述中，洛丽塔已经被他彻底唯我化了，洛丽塔的真实的身世已经遭到篡改和捏造，洛丽塔是以亨伯特的造物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在亨伯特的叙述中，洛丽塔早已转化为他年轻时失去的旧爱安娜贝·李，我们只能隔着安娜贝·李去想象另外一个洛丽塔。
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实过去在窃据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丽塔真实的身世在亨伯特看来已幻化于无形。洛丽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将一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变成情妇的妄想面前，必须黯然失色……在读者心目 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惟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洛丽塔这类受害者未曾替自 己辩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故事。基于此，她成为双重受害者:她被剥夺的不仅是她的生命，还有她的故事。亨伯特透过优美的辞藻，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入美国消费主义的陈词滥调与细微残酷，博取读者的同情心，怂恿读者相信他勾引一个寂寞寡妇、因垂涎其女而与寡妇结婚的无耻行径，是可以理解的。(《在德黑兰读》，38一43页)
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纳博科夫提醒过 《洛丽塔》 的读者:“评论文章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探讨洛丽塔，唯独漏掉一个:它的美丽与哀愁。”正如阿扎尔·纳菲西所说，“纳博科夫大部分小说如 《斩首之邀》《斜纹章》《埃达》《普宁》，总存在着另一个世界的影子，一个惟有透过虚构方可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让他的男女主角不至于彻底绝望，这个世界成为残酷人生的避风港。”对于美丽与哀愁的世界的凝望与想象，为身处绝境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妄而又实在的救赎。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回忆》中，提到过他童年时代床头的一幅水彩风景画，远处茂密的森林把眼前的一条小路完全吞食了。纳博科夫的母亲给他讲过一个男孩循着这条小路，消失在床头的画里的故事。
想象你走在花木扶疏的小径。正值早春日暮，约莫六点钟，太阳逐渐西沉，你踽踽独行，迎面拂来黄昏的清风。忽然间，你感到有东西落在右肩。下雨了吗?抬起头，天空仍看似晴朗，只见零星乌云。回忆便是如此袭击我，突兀且毫无预警;我浑身湿透，忽然又独自被留在晴朗的小径，带着雨的回忆。我们在那间起居室远离外界现实的伤害，我们被迫接受这现实……当你想象我们在那间起居室时，必定也了解我们多渴望就这么消失。我们愈遁入避风港般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便愈疏离。当我走在街头时不禁自问，这些是我的同胞吗? 这里是我的故乡吗? 我是谁呢? (《在德黑兰读》，61一76页)
波斯修辞与民族特性
德黑兰是我到达伊朗的第一站，空旷而老旧的清晨街道，是伊朗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参观了格勒斯坦皇宫和地毯博物馆后，我在当天中午马不停蹄地飞往伊朗南方城市设拉子，然后从设拉子、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卡尚一路坐车返回德黑兰。伊朗的面积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面积总和还要大，但是三分之二的领土是荒漠。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从公元前550年到公元651年的大约一千两百年中，波斯人统治了从黑海 (今土耳其北部，邻近东欧)到中亚的这片地区。在波斯漫长的历史中，波斯始终与其他许多古老的强大帝国保持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常常是战争。三次大规模的入侵给波斯文化、心理、文学和艺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入侵者包括亚历山大大帝、阿拉伯人、成吉思汗。
伊朗没有恐怖活动，机场的安检也相当松懈，矿泉水可以随意带上飞机。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似乎停滞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期了，不过马汉航空从上海直飞德黑兰，和从德黑兰飞设拉子，倒都是全新的空客飞机。伊朗对于女性装束的要求非常严格，即使是外来游客同样需要佩戴头巾，上衣要盖过臀部，但是化妆和高跟鞋倒是不受限制。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曾经是整个中东地区除土耳其之外最为世俗的国家，伊朗女性享有非常高的自由度，一些富有阶层的女性更是过着非常西式的生活，伊朗王后本人更是被誉为时尚代言人。现实中的伊朗女性，与《我在伊朗长大》中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具有西方女性漂亮优雅的特征，而在面对陌生游客时又具有西方女性不常有的亲切与随和。2015年6月3日，伊朗女性时隔36年，又重新能够回到体育馆，观看伊朗职业篮球联赛总决赛，她们坐在专门的女性观赛区里。这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首批到现场观赛的女球迷。这得益于伊朗政府发布的一项新法令，这是过去十多年里伊朗女权运动支持者不懈努力的结果。伊朗的体育场馆设施也将面临技术改造的问题，因为伊朗的体育场馆里没有女厕所。前年5月，一个鼓励伊朗女性上传自己不戴头巾照片的“我的秘密自由”的脸谱网页，在10天之内获得了超过14万的点击率，在伊朗再度引起了有关个人穿着自由与宗教传统的争论。脸谱在伊朗是属于被禁网站，这一点击量可以说相当可观了。随便说一句，中国的微信在伊朗也是被禁的，但是谷歌倒是可以用的，不过网速真的很慢。
《孤独星球·伊朗》把初识伊朗人的热情好客，列为16项伊朗顶级旅行体验中的第一项。在伊朗街头，“秦”，是人们对我的招呼，当我问候一句刚学到的波斯语“沙拉姆”(你好)时，他们无不露出惊喜之情，并满脸笑容地回应“沙拉姆，沙拉姆”。在伊斯法罕美丽的三十三孔桥上，几个并无恶意的少年用英语游戏般地挑逗我时，我一声“沙拉姆”，他们惊愕地四散逃开，也许一个外国人嘴里说出的波斯语，已经足已消解这场语言游戏的意义。
“秦”据说是用“秦朝人”来指代中国人，不过你也可以理解为网络时代的招呼语“亲”。当然“秦”更能让我感受到一缕古风，仿佛秦时明月还依稀可辨。古风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里早已了无痕迹，而在历尽动荡的伊朗，却沉淀为日常的礼数，当你向摊贩或者出租车司机询问价格的时候，他会客气地回答“不要钱”，你当然也要客气地拒绝:“那怎么可以呢”，几个来回之后，才会完成交易的全部过程。如果有人邀请你到家里做客，应该拒绝三次后，最后盛情难却，才能接受。
伊朗由于长期受西方制裁，外国游客并不多，我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街头多次被路人邀请一起合影。当我在伊斯法罕向路人打听一家供应特色甜品的小店时，很多人都对我说，别找了，跟我回家去吃吧，我家里就有你要吃的所有甜品。事实上，为陌生的旅行者买茶和食物，是伊朗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在德黑兰老城区漫步的时候，想买点开心果，但一时忘了怎么用英语说开心果这个词，我走进一家杂货铺询问。店主是个老头，不会讲英语，我在货架搜寻无果，他拿出了纸笔让我把要的东西画下来。一个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像的开心果，难倒了店主，他马上从马路上召集了五六个人来帮忙，一会儿讨论会的规模就超过了十个人，其中不乏英语高手。听了我的描述，一个路人从隔壁一个商店拿来了一小袋开心果问我是不是这种东西，我说这正是我要找的。我和讨论的人群一起涌进那个小店，店主和他们嘀咕了一通，那个热心人转告我店主的意思，这里的开心果都是非常小的包装，一包只有十颗左右，价格比散装的要贵很多，他可以打电话问问附近其他的同行，不过他要知道我大概需要多少。我说一公斤左右吧。他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我，附近一个店正好有一公斤多的好货。于是，人群中有人自告奋勇地陪我去那个商店购买。现在我一吃到开心果，就会想到德黑兰街头那个热闹温暖的场景，而且顺便记住了世界上大多数开心果产自伊朗，而不是我以前认为的美国。
伊朗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度，三分之二的人口在35岁以下，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接受过大学教育，满大街都有英语流利的当地人。商店的招牌除了波斯文就是英文，英语标识也比比皆是。我在伊斯法罕一个集市的厕所门口等候的时候，短短几分钟就有好几个人来和我操练英语口语，而且居然都是美国口音。一个半年后要去德国上学的小伙子告诉我，伊朗人并不仇视美国人，这里人人都喜欢美国货，虽然没有必胜客，但是有田纳西披萨。据说德黑兰的某个巷子里，还有一家没有店招但装修得和原版一模一样的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标识更是铺天盖地，苹果手机店也随处可见，不过体量却过于迷你。在伊朗的杂货店里摆满了美国和西方的常见零食，似乎经济制裁和禁运已经完全失效。这些食品的包装和口感虽然都无可挑剔，但是奇低的价格使我确信，这是伊朗人自给自足的创造物。当我回应说，地球人都喜欢美国货时，小伙子爆发出了爽朗的大笑。的确，伊朗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落差很大，在斋月期间公立饭店关门，但德黑兰的很多快餐店却整天营业。反西方反网络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没能渗透到世俗而随性的家庭聚会。风化警察在大街上紧盯着男男女女的亲密行为，但大城市里没有结婚的男女同居也并不罕见。
小说《德黑兰的屋顶》的作者，伊朗裔的美国人马赫布·萨拉杰认为，波斯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伊朗人的情绪表达方式，他们生活在所谓的“情感”文化之中，情感的表达自由而随性，特别是在哀悼的时候。而西方人则是生活在“中立”文化之中，人们不轻易流露情感，而且善于控制情感的表达。中立文化的人对情感文化的人来说显得无情而冷漠，情感文化的人对于中立文化的人来说又过于随性，表达也太过夸张。
当我到达设拉子的宾馆大堂，等候入住的时候，我和沙发对面的一个中年伊朗男子打了个招呼，他说“秦?”我点点头，他说他的弟弟在复旦大学读MBA，他是一个到设拉子出差的工程师。他向我提出来一个旅游指南中教科书式的问题:你怎么看伊朗? 我想长期与外界隔离而又自视很高的伊朗人，大概都迫切想了解外界对自己的评判。当然，我也记住了旅游指南的告诫，不要与伊朗人讨论政治和宗教。我说伊朗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友好的人民。他点点头说:可爱的人民，糟糕的政府。这下子倒把我镇住了，我只能说“祝你在设拉子旅行愉快，有机会来中国玩”。没想到，我与普通伊朗人的第一次对话，是以这种方式进行和结束的。
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史学者希罗多德就讨论过波斯人的复杂性格，虽然波斯语与阿拉伯语的差别，并没有伊朗人说的那么巨大，但是伊朗人绝对认为自己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把举止分为隐秘的、内在的意图和它的外表，外表这部分真正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于它们看起来似乎在表达的意思。这是波斯人在不说谎话的前提下，用来保护自己和达到自己目的的方式。这是在不说谎和逃避宗教迫害的缝隙中所使用的策略，也是隐瞒自己真正宗教信仰的惯用方法。我想从波斯诗人哈菲兹的宗教信仰到小贩说“不要钱，送给你”，大概沿用的是同样的修辞逻辑。
这种复杂性格的表达，有时也直接得像设拉子宾馆里的工程师一样。维多利亚时代旅行家埃拉·赛克斯就觉得，普通伊朗人认为的交谈就是打听某人的家产值多少钱，还有某人的私事，如收入、年龄和社会地位等等。当然，直言不讳肯定不是古老的波斯修辞的主要成分，有教养意味着懂得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如何行事。
它可能包括一些复杂的互致问候的方式，从关心某人的健康到慷慨赠送礼物 (有些可以直接从表面理解，但有些则可能别有深意)等等。伊朗人非常敏感地认识到这些交流方式的内在含义，而外国人则往往不能理解，而且常常因为直言不慎而糊里糊涂地丢尽脸面。例如，他在访问一位熟人的家庭时候夸奖了一幅地毯，主人立即把地毯作为“礼物”送给他，而他又接受了这幅地毯(如果他没有拿一件等价的物品作为回礼，这就是侮辱加损害)。(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19页)
古老而复杂的波斯修辞，有时候也让伊朗人招致了巨大的误解。英国学者爱德华·E.布朗讲过一个经典的例子，伊朗人想要发誓时，会说“以你珍贵的生命起誓”，或者更可怕的是“以你的死亡起誓，假如我撒了谎，你就必将死亡”。世人会认为伊朗人简直是得便宜卖乖，傲娇得惊人。其实这个誓言的前提是，发誓人认为朋友或合伙人的生命远比自己的生命高贵，这是出于自谦而使用的一种常见的修辞表达方式。
伊朗的“民族特性”和波斯修辞一样微妙而又复杂。弗雷德里克·肖伯尔在1882年这样写道:伊朗人“有教养、值得尊敬、有责任感”，但他们又具有“穷奢极欲”和“可憎”的道德品质。波斯人特别热情好客、礼貌、仁慈、健谈、理智与和蔼的优良品质，与自以为是、虚伪、傲慢、欺诈、腐败、自我欣赏、完全只关心个人利益的负面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旅行者记录中交织在一起，让人着迷、赞叹而又沮丧、烦恼。马赫布·萨拉杰认为，伊朗人对生活常持严厉、宿命的态度;对权威人士通常持怀疑态度，总是觉得自己成了牺牲品，坚定不移地相信存在着看不见的力量暗中控制着一切事件的发展。同时，伊朗人又是一个有自我修复功能的民族，能够在任何境况下生存下去，什么也无法摧毁波斯人热情洋溢的精神。伊朗人热衷辩论政治，但也热爱家庭，珍视友情，慷慨好客。爱丁堡大学波斯语教授L.P.埃尔韦尔-萨敦则认为伊朗人的民族特性是一种混合物:极端的个人主义与心甘情愿地接受权威形成了对比。狂热行为和狂热主义倾向 (特别是对宗教事务) 与消极主义和消极行为，与接受天命论和压抑真实情感纠缠在一起。伊朗人对于新奇的东西有强烈的兴趣，具有良好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不过，他们又是怀疑论者，他们有强烈的幽默感，不相信吹牛和浮夸。他们以有教养、好客和谈吐有礼而闻名于世。但是，他们可能又很固执，对批评很敏感，在事关自己的尊严时容易发怒。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是工作努力而高效的人，但他们的拖拉和磨蹭也是有名的。深沉的爱国之情与对外来影响的猜疑结合在一起。(《伊朗史》，18页)
荣获71届威尼斯金狮奖最佳编剧奖的伊朗电影 《故事》，参加了去年上海电影节的展映。
这是现年60岁的伊朗女导演洛珊·班尼蒂玛的新近作品。91分钟的《故事》由五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首先出场的是影片串联性的角色，一位正在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他坐上了出租车司机阿巴斯的车，身陷债务危机的阿巴斯靠拼命工作来养家糊口。导演下车，上来的是一位抱着婴儿的女乘客，她对阿巴斯说，只要他付钱，她就可以跟他。阿巴斯发现这个沦为妓女的女人竟是过去的邻居和妹妹的玩伴。阿巴斯母亲图巴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图巴想从倒闭跑路的前老板手中要回9个月的欠薪。不识字的图巴在政府办公室得到了穆罕默德的帮助，他当时正和一个官员发生争执。离开政府办公室的穆罕默德在地铁上邂逅了一对男女，他们正策划以假造的绑架案来勒索女孩富有的父亲。地铁上还出现了达比里医生，她正在一家女性戒毒机构做志愿者，她试图拯救因不堪家暴而染上毒瘾的娜葛丝。图巴的前同事雷扎失业了，而且即将流离失所，他的家庭生活被妻子前夫的意外来信搅乱了。最后一个故事又回到了出租车，前吸毒者莎拉护送一个自杀狂回住处，司机哈米德对莎拉渐生情愫。哈米德本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却因参与政治活动被大学辞退。
哈米德的扮演者是伊朗电影 《一次别离》 的男主演佩曼·莫阿迪，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认为:“《故事》讨论了帮助他人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帮助个体来造福整个社会，另一种是改变整个社会体系。班尼蒂玛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无法改变体制，是否还要帮助个体?”
素有伊朗电影界“第一夫人”之称的班尼蒂玛堪称一位“斗士”，为了反抗内贾德时期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她在8年里只拍纪录片，直到伊朗新总统哈桑·鲁哈尼上任，对电影审查趋于宽松，班尼蒂玛才于2013年6月拍摄了《故事》。班尼蒂玛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她电影中反复表现的年轻人吸毒成瘾、卖淫泛滥的城市暗角、家庭暴力与社会伦理等主题，作为一个旅游者，我都无缘涉及，那也许是伊朗现实生活更重要的组成部分。热情好客、善良友爱的伊朗人，肯定有我无从了解的生活侧面。虽然时间短暂，虽然接触不深，但我同样感受到了他们的友爱、挫折、迷茫和希冀，这就是我想要讲述哈比比的故事的缘由，我把哈比比当作是《故事》之外的第六个伊朗故事。
哈比比是我参加的旅行团的地陪，身材高挑、精瘦而结实，黝黑的肤色，有着西亚男性的典型面相。23岁的哈比比和其他伊朗同龄人一样喜爱美国货，特别爱惜他所穿的耐克鞋，这双鞋的价格大概是250－300美元，但他具有这个年龄段不常见的成熟。哈比比是人类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对于波斯的历代王朝如数家珍，英语极其流利，从未离开过伊朗却同样带有美国腔，他不仅能够熟练地使用大量历史专业术语，而且掌握很多非常冷僻的英语词汇，伊朗的教育水平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哈比比在工作时总是热情饱满，而且非常自信，对伊朗的历史、建筑和风土人情的讲解极其详尽。他很快发现了我是少数几个对波斯文明有浓厚兴趣而又做过功课的游客，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在行车途中他会很乐意地回答我的大量问题。设拉子是哈比比的故乡，葡萄酒和玫瑰之乡的设拉子人在伊朗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极易相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朋友。伊朗是禁酒的伊斯兰社会，旅行途中到过的一些高级餐厅和传统饭店，桌上都只摆放着可口可乐和其他饮料，我问哈比比:“你来自葡萄美酒之乡，是不是一个饮者呢?”哈比比回答说:“是的，只是在私人聚会的场所。在公共场所，我喜爱可口可乐。”我追问了一句，“这个可口可乐是正版的吗?”哈比比认真地说，“当然是正版的，你觉得味道有不同吗?”我又问:“它们都是伊朗生产的吗?”哈比比说: “是的，我们是付版权费的。”我问哈比比伊朗的人均寿命是多少?哈比比说他从来不相信任何官方统计数据。我接着追问，那你和别人讨论政治问题吗? 哈比比说讨论的，但前提是找到牢靠的人一起讨论，就像找到牢靠的人一起喝酒一样。
伊朗有句俗话说，每家必备两样东西，一是《古兰经》，一是《哈菲兹作品集》。设拉子是哈菲兹的故乡，也是哈菲兹的长眠之地。在离开设拉子前，我们特地去参观了哈菲兹墓园，这是一个有两座池塘的迷人花园，哈比比满怀深情地讲述着哈菲兹和设拉子的故事。我们要求他用波斯语背诵哈菲兹的诗歌，那悠扬华丽的音调让人深深陶醉。这时不和谐的一幕出现了，一个据说是画家的游客，跑过来说“在这个墓地究竟还要呆多久”，他马上遭到了众人严厉的指责。哈比比虽然听不懂中文，但他敏锐地意识到了挑战和冒犯，他向我追问那个画家到底说了什么，我说他想早点离开这个景点，哈比比的情绪犹如遭到了重创，沮丧之情溢于言表。从墓地走回停车场的一段不算近的路上，哈比比一反常态一言不发。我向他转达了大家的感谢:虽然我们听不懂波斯语，但是哈菲兹诗歌的节奏和音律一样可以直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这宁静的花园里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美丽与喜悦，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诗歌。哈比比点了点头，我对他说: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导游，因为你传达的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对自己文化的挚爱和激情。在车上，哈比比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我问他刚才背诵的诗歌有没有英文本，他恢复自信地说:“有的，我明天找给你。”第二天，哈比比拿给我两张用塑料封套包好的打印纸，这是他昨天背诵的哈菲兹诗歌的英文版。我认真地读了一遍，忽然在最后一页纸的底部读到了一行小字:哈比比翻译，我的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在漫长的行车途中，哈比比给我看了他参加朋友聚会的视频，他喜爱的歌手的视频，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4岁丧父，是由叔叔抚养长大的，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在德黑兰学习电影专业，姐姐和姐夫在设拉子开设了一个编织地毯的小作坊。从16岁起哈比比就自己养活自己，靠兼职打工上完了大学。我很想提些建议，对这个自强自立的年轻人有所帮助。我对哈比比说，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伊朗将会加入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伊朗也许已经到巨变的前夜，对现实和未来形成正确的判断，对每个寻找机遇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虽然对伊朗并不了解，但我肯定我们每天喝的可口可乐不是正版的，如果这些可乐是别的地方运来的，还有正版的可能，但是它们又太便宜了，可口可乐公司不可能授权处在禁运期的伊朗公司在本地生产。哈比比觉得我的结论太离谱了。第二天早上，哈比比第一次显露出了疲态，我问他昨晚没有睡好吗?他说还是睡了一会的，他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我说的是对的，伊朗和可口可乐公司的协议早就终止了。让他震惊的是，一个对伊朗几乎完全不了解的游客，居然一眼就看穿了伊朗人的迷局。我说这其实是当局者迷，更重要的是，伊朗一旦融入国际社会，肯定会根据国际规则来重组自己的价格体系，某些我不知道的伊朗物品的价格也许有很大的重估空间。这时，哈比比露出了少有的不自信，他说自己不懂经济，也没有这方面的朋友，也没有多少资金，更不知道去干些什么。我说你只要有这个意识，会找到一条出路的。在回到德黑兰的时候，哈比比对我说，波斯地毯的价值人人都知道，而且价格已经不低了，他觉得波斯古金币收藏，需要专业知识，价格还不算高，而且也属于他热爱的文物领域，他打算试试。我说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你可以通过交易的差价来优化自己的藏品，因为今天早饭的时候，那个画家来问我，能否请导游带他看看古币市场，看样子中国游客是现成的客源，他们对于物质的爱好要大大超过对诗歌的欣赏。哈比比听了哈哈大笑。我又看到了一个重回自信和阳光的伊朗青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6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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