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一年以来，智库建设如火如荼。为展示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助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本报今起开设 《智库》 版，内容将涵盖智库研究成果发布、智库专家对策建议、智库自身建设研究等诸多方面。我们期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做出更具独创性和重要性的、更高质量的知识贡献、思想贡献。
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智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评价体系，抢占全球智库评价制高点，则是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智库评价肩负引领智库发展重任
构建智库评价体系能为智库发展明确标准、树立标杆，有益于促进智库有效产出、实现智库组织的长远发展。
智库评价是引领智库健康发展的指挥棒，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透过智库发展热潮，不难发现，由于缺乏对智库评价标准的共识，甚至连智库定义仍莫衷一是，中国智库在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之后，一方面，一些真正带有决策咨询功能的智库因缺乏制度保障而无法深度介入公共决策过程，另一方面，智库建设一哄而起缺乏有效引导，对智库名称的使用泛化、标签化、娱乐化、逐利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库发展缺乏规范和标准，不利于中国智库长期健康地发展。为此，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首当其冲的是要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标准。
我们认为，构建智库评价体系能为智库发展明确标准、树立标杆，有益于促进智库有效产出、实现智库组织的长远发展。通过对智库本身及其成果、影响力等因素进行评价和排名公布，不仅能够为社会各界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智库发展价值量表，而且标杆性一流智库的先行经验，对于各个智库了解、改进自身不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是推动各类智库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内部建设、促进市场营销的重要指挥棒和风向标。同时，构建智库评价体系为决策者掌握智库整体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途径，有益于准确把脉智库发展问题、探索智库管理和建设有效路径。智库并非多多益善，大量低水平重复的智库研究不仅会浪费社会智力资源，也会对政府决策系统产生严重干扰甚至负面影响。错误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不仅起不到资政的作用，还会因各种“噪音”降低决策效率、影响决策正确性，甚至误导政策决策。对智库进行评估评价，不仅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标尺、有利于智库的自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有利于政府、企业选择用好智库、监督管理好智库。我国智库发展已被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上，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成为在国际公共外交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因而中国智库必须立足国情、面向全球化，努力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机构。建立智库评价体系就是要站在全球制高点、抢占国际话语权。惟其如此，我国智库才能发挥其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智库评价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
我国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尚不完善，在评价标准、方法和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实际上，评价一个智库要比定义一个智库更困难，这不仅是因为智库具有多维度特征与多面特性，智库活动往往游弋于政界、学界、媒体和公众之间;更是因为评价机构本身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也难以在行业内部取得共识，评价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性容易受到质疑，也极易被模仿，甚至是抄袭。总体来说，我国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尚处于探索尝试阶段，智库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在评价标准、方法和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智库评价体系构建面临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一是智库评价机构这个主体尚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智库的评价和排名由谁来测定，这是保证评价公正、客观的关键，独立的第三方可以规避利益导向，应是比较好的选择，但也必须是对智库本身有研究的相关机构。比如:德国设有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它是德国各专业领域研究机构 (智库)的联合协会。日韩的智库评价有着很深的“行政”烙印，政府主导色彩很浓，以政府为评价主体。日本一般会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人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专门负责监督和评价智库运作。韩国的智库评价则全部归属于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 (NRCS) 管理，NRCS是由韩国政府设立的智库管理机构。目前我国尚缺乏具有独立性、权威性的智库评价机构，这可能是我国下一步智库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智库评价的客体内容缺乏统一、公开、标准化的信息渠道。按照国外智库评价分析框架，评价智库主要分为资源、效用、产出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在资源方面，主要有吸引领先学者和分析家的能力、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政策精英的关系等;在效用方面，主要有在该国媒体和政治精英中的声誉、媒体曝光与被引用数量和质量等;在产出方面，主要有政策建议与创新理念的数量与质量、出版物的状况等;在影响力方面，主要分为政策建议被决策者和社会组织的采纳情况、对政治团体的顾问作用等。但是，目前反映中国智库这些客体内容的信息渠道非常有限，如果说，资源、效用以及部分公开出版物等可以通过数据库建设的办法进行收集整理，那么政策建议等内参数量和质量，以及被政府政策决策所采纳的情况等指标数据则不仅非常难以获取，而且目前尚缺乏科学规范的智库成果评价机制。
三是智库评价标准、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尚待完善。评价标准是否客观公正、评价的方法手段是否科学规范、评价的程序是否公开透明等、评价指标体系是否合理，是智库评价的核心问题。但因智库是生产思想产品的机构，本身是非常复杂、专业性很强、隐形因素影响较多的工作，所以评价标准、方法和路径等需要进行深化研究。而且由于智库类别多、性质复杂，专业性、区域性、结构性等差异较大，有综合型与专业型，有平台型与轨道型，有媒体型和论坛型等等。评价的标准、指标和方法，以及相应的权重、样本等不仅要体现统一性、系统性，也要反映其独特性。所以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评价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家机构能包打天下，还需要评价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协同研究。
构建智库评价的中国版本
运用“社会结构”范式建构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框架较为合适。
针对当前国内外智库评价研究现状，我们认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既要考虑全球通用原则，也要考虑中国国情特点;既要有专家民意主观测评，也需要客观数据指标支撑;既要依赖传统评价标准，也需要互联网思维;既要有独立的公信力、精准的专业性，也要保持多维度、综合性。一方面，当前在积极吸收国际通行的智库评价方法和模式的过程中，要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将东西方智库的评价绝然对立起来，也要避免片面强调与西方接轨，以“独立性”要求去行政化、去意识形态化，变成“纯粹”的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智库评价要抓住核心要素和主导问题的同时，考虑全面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智库评价的核心要素和价值所在是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思想产品在政策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对公共政策决策参与程度。
我们主张在构建智库评价的中国版本时，智库评价首先要按照国际标准和中央有关智库建设的指导 《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把评价的类别和对象界定清楚。如何把智库与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边界划清，如何增加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如何科学地划分综合型智库、专业型智库以及轨道型智库、媒体型智库、平台型智库，都是我们智库评价下一步需要研究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评价类别和对象明确了，从强调智库的决策咨询功能定位出发 (辅助国家决策、促进社会发展、引导媒体舆论、传播公共知识，以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等方面作用)，从强调智库的共性和独特性的角色出发，设定的评价指标才能更有针对性。特别要避免把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科研考核指标体系简单拷贝过来用于评价智库，也不能用具体制定执行政策的标准来评价智库。同时，以主观评价法为主，辅之于客观评价方法，这不仅需要在方法论上加以创新，还应立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实际，构建一套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和内在规律的评价体系与标准，引导中国智库健康有序地发展。
为此，运用“社会结构”范式建构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框架较为合适。社会结构学说把智库影响力在决策层、学术界、公众媒体和国际社会等不同领域进行分解，综合考察智库影响力的多维特征，而不是像国外某些研究片面地强调媒体引用率等个别指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体现为智库介入公共政策过程的深度和广度。决策影响力是智库影响力的核心。具体指标如，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为内部专报等获领导批示的层次及数量，智库专家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次数及层次，智库专家到政府部门中的任职比例以及智库人员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人员比例，即所谓“旋转门”机制等。
其次是智库的学术影响力，体现为智库传播和使用公共知识的能力。具体指标如，智库人员公开出版专著、会议文集和连续性智库报告的数量，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转载的论文数量、智库人员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及层次等。
第三是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为智库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的能力。具体指标如，智库网站建设，包括智库 (首席) 专家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的数量、智库专家在媒体上发表成果获被媒体报道的频率、智库学者接受媒体采访的频率以及智库研究对社会弱势群体政策需求的人文关怀与行动效果等。
第四是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体现为智库在国际社会能否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具体指标如，智库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响应速度和持续关注能力，智库的国际声誉以及同知名国际智库合作交流的渠道，主办重要人物参加的国际会议、论坛的次数等。
应重视中国智库的圈层结构
圈层结构是指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智政渠道”通畅与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
此外，在构建中国智库评价体系时还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考虑到中国智库的圈层结构。所谓圈层结构，是指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智政渠道”通畅与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一般而言，党政军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处于内圈层，它们与决策者之间保持着天然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往往具有一定的组织保障，甚至能确保其直接参与政策决策。社科院、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智库处于中圈层，中圈层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距离不及内圈层近，但仍较为通畅，而且智库本身及内属部门也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但行政级别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相对淡化。经费来自教委的高校智库处于外圈层，高校智库紧密依托智力资源，包括资深专家、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研究基地及广泛的海外联系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还有一些处于快速成长期的社会智库 (包括接受社会资金的体制内智库)，非均匀地分布在各圈层中，个体差异性较大，成为对体制内智库的有益补充，在活跃中国思想市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鲶鱼效应”。
位于不同圈层结构的智库，采用截然不同的营运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在决策咨询体系中的作用并持续扩大智库的影响力。比如，位于内圈层的智库同政府部门和决策者距离更近，因而相对更容易获得与决策层的互动 (如批示等)，这一机制反过来又强化了内圈层智库在营运策略上偏向于通过递送专报和内部研究报告来强化其决策影响力;另一方面，位于外圈层的智库由于尚不具备如内圈层般通畅的“智政关系”和政治资源，往往偏向于发挥其他方面的影响力，如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等，从而间接影响决策层。
因此，科学的智库评价标准不应忽视智库分布的圈层结构因素，既要考虑智库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特点，又不能唯批示论，而是要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结构出发，综合观察与考量影响智库影响力的各类因素。
两种评价方式各有千秋
根据我们的跟踪研究，目前国际上对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的设定可大致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唐纳德·阿贝尔森为代表的客观评价法，主张采用媒体引用率和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次数等核心指标对智库的影响力加以评判;另一派就是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甘和由他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为代表，主要基于主观评价法，通过电子网络收集智库提名、形成排名。同时，麦甘的研究也建立了一整套网络评估程序与规则，比如，不能对自己进行提名，要尽量避免国家、政治和思想的偏见等。国内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首开先河，之后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智库评价中心等机构也开始尝试进行智库评价，但其科学、客观、权威性，而且在行业具有话语权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可能还需要时日。
理性来看，智库评价的客体是智库影响力，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线和价值所在。对影响力的评价结果往往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意识与情感，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在这个意义上，智库评价的主观方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可以直截了当地从评价主体获取有用信息。相比于问卷一手资料的主观性、琐碎性和随意性，运用客观指标对智库影响力做出评价，往往更具有权威性和系统性，也增强了排名评价的可比性，有助于形成科学量化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但是，难点莫过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取，智库活动有时涉及决策机密，这就使得智库的研究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事实上，两家媒体引用率相近的智库，其影响力也可能大相径庭。此时，若能结合智库同行专家评议和深度访谈，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客观指标在评价上的不足。为此，可以将智库评价的主观与客观方法结合起来，互相补充。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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